观看疯狂动物城的心得体会

　　几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和朋友爆青站在九龙的海边远眺港岛，他指着对岸的高楼大厦一个个给我数过来，告诉我十年来这些大楼的主人已经纷纷易手，其新主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大陆。

　　香港在外表上依然还是每个夜晚都华丽绚烂绽放的东方之珠，和多年前几无差别甚至更加妖艳，但它的心脏和内在流淌的血液已经逐渐从属于它对之情感极其复杂的新东家——一个身强体壮财大气粗又威严正色黑白通吃，一个它极其蔑视其出身但又无力与之抗衡的老大。应该是在港岛的一家印度餐厅里，爆青给我讲了个故事。儿子问老爸：回归了，我们这些香港人是不是饭碗都要被砸，将来如何挣钱呢？老爸指着厨房对儿子说：厨房冰箱里有块肉，儿子你去给我拿来。儿子乖乖跑到厨房，从冰箱里捧出一块油腻的大肥肉端到老爸面前。老爸面不改色对他说：你再放回去。儿子一脸困惑但还是遵从老爸的命令，又把肉放回冰箱。老爸点着儿子的手问：看看你的手上有什么？

　　儿子低头一看，满手留下的大肉的肥油。老爸敲着儿子的脑袋：明白了吧，将来香港就是这么挣钱的。这是个比喻比较隐晦的故事，我也是在爆青的解释下才明白。香港在97以后，应该是彻底转变了它经济运行的模式：在这之前，它是英属殖民地，亚洲金融中心，世界贸易货物中转中心，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所保障下的世界上最标准的资本主义制度样板。

　　97以后，随着政治制度重心的潜在偏移，它的独立优势荡然无存，但回归带来的却是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单方面来自某地的“暗黑”现金流，这股强大的十几年来源源不断“流动性”究竟来自何方，它的规模怎样，以及它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甚至停留在香港，很多看官肯定比我这个学电影的书生要清楚多了，在此自然不表。但是它对香港造成的影响却是我们都能看到的：它的外表依然繁华绚丽，但它的内在却像得了软骨病一样紧紧依靠在了那位老大的肩膀上，或者说，只有这位老大源源不断地给它喂食，让它的双手沾满了大肉留下的肥油，它才有足够的养分能对外保持一个光鲜的俏丽模样。这其实可以另找一个比喻来代替：正如一个瘾君子对毒品的依赖，他明知其对身体和精神的毒害所在，却无法摆脱它的的诱惑，为了维持自己一如既往的“青春”，只能一再退让一再“出卖”自己肉体精神和道德的所有来换回那源源不断的赖以生存的“生命现金”。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代香港人建立起了对这位老大极其复杂的情绪和感受。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情绪支撑起了《毒战》的内核。《毒战》在剧作上很特殊的是，它不像我们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个双雄争锋的对手戏，而是在众多被细致刻画的超级大配角（孙红雷是其中最大号的一个）环绕包围起来的一个独角戏，哪怕是在形式上眼花缭乱的配角们喧宾夺主占据了主要舞台，他们在内核上所衬托的仅仅是一个人物：他外表孤独，内心极其矛盾难以捉摸判断，时而市侩时而背叛时而怯懦时而心狠手辣时而又情感宣泄，善恶交织爱恨交加，精神备受煎熬但却行动力超强。这个人物的名字不仅仅叫古天乐或者蔡添明，他更符合那个被裹挟而没有选择余地却又想在夹缝中杀出一条生路的城市的性格，也因此他的名字其实更应该是——香港。杜琪峰和他的班底自从97年以来的很多剧作中都埋藏着针对陆港两地地缘政治形态的含沙射影绵里藏针：像两集《黑社会》已经是意图非常明显的明喻嘲讽。《毒战》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放弃了对具体事实的隐喻关联，而将陆港关系拟人化为人物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他首先为影片设置了两层不同的道德对立关系：在表层文本中，干警追捕毒贩是一件天经地义无需质疑的事，这一层针对普通观众的设置让观众很容易地接受了这个正（警察）邪（毒贩）对立的立场，让后者顺畅地进入表层剧情当中。

　　但实际上，杜琪峰因为常年受黑色电影的影响，其过往作品中的正邪之分早已非常模糊，而在《毒战》中，这样一个黑色电影的模式被埋设到了到潜文本中：当我们摆脱开预先设置的立场和一些符号——比如警察、毒品和毒贩——所通行的道德伦理所指涵义，开始仔细观察孙红雷及其队友的行事逻辑，这实际上是一群甩开人与人之间的信义、忠诚和信任而为达到特定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裹挟古天乐去诱捕其他毒贩的做法，本质上带有以“黑”手段胁迫“黑”去吃“黑”的逻辑特点。在这一点上，杜琪峰并没有像梅尔维尔在《武士》或者《红圈》里那样完全沉的住气，让观众通过纯粹的电影化手段中去颠覆预设的正邪立场，实现道德理解上的乾坤倒转。老杜采取了香港电影人特有的技巧性小聪明，把这层潜文本意图通过异常符号化的手段在几个点上戳破表层文本让其流露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审讯室里被警察背影遮挡的牌子上写着“公安逼供”，所有出海的毒船上都迎风招展着国旗，一群强大训练有素的干警最终和两个聋哑人以及老老少少拖家带口的几个“家庭”毒贩血拼到了最后一滴血。。。通过这种符号化的手段，他让“正”被邪气所渗透，让“邪”大摇大摆打着正的旗号耀武扬威，让强大的“正”面对羸弱的“邪”而疲软无力等等等等……杜琪峰把他潜文本的意图通过一种极度嘲讽的小技巧相当隐晦的传达到表层文本之上。（说到这里，其实可以反过来回应那些对本片很多细节逻辑疏漏的质疑，并不是杜琪峰的疏忽或者故意要卖破绽，而是他对此完全不在乎，《毒战》拍摄的目的只有两个：以粗砺的视觉风格和枪战场面吸引观众，以潜文本的铺设实现对陆港关系的隐喻。

　　这两点完满片子即成立，至于其他，老杜做为拍片快手没有功夫也没有必要去细细雕琢。）解读到了这里，真正的关键人物古天乐才进入分析的视线。在片中，他不断公开表露的唯一动机，就是“求生”。

　　但仔细回顾他以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和反复变化的立场，似乎顺从、阴谋、背叛还是冷血这些外在行动之下，他自己也徘徊犹豫在并未完整透露的选择当中，这一点在公路边他持枪去制服两个吸毒过量的司机的时候，那股选择的困惑便汩汩而出：这是一个他可以冒着生命危险逃走的机会。当我们用文字翻译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其实它们是“求生”还是“自由”？在这一刻古天乐选择了“求生”，但这一刻为结尾埋下了伏笔，因为那时他选了“自由”。在这儿，如果我们把古天乐角色的名字从蔡添明换成“香港”，而把孙红雷的名字从张雷换成“老大”。这个地缘政治形态视角下的对应关系简直清晰地无法再清晰了。在老杜的眼中，被“老大”所强力挟持的“香港”这些年来所艰难面临的抉择正是要“求生”还是要“自由”。它为了这一个强烈的“求生”欲望，为了能双手沾到那一层大肉的肥油以支撑自身的生存，正如古天乐一样，从原先所认同的价值观上逐渐滑落，沦为无信义的“工具”和“玩偶”。但在保全性命的同时，“香港”也陷入了古天乐一样的困惑，是不是该转而去选择危险的“自由”？

　　在电影里，老杜给了他机会去尝试，起码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结尾，在“自由”被“老大”拼死的那一拷而最后破灭以后（是不是预示着那死亡都斩不断从属联系的可怖断言），古天乐连“求生”的机会也失去了，无论他再怎样“出卖”，迎来的最终是自我毁灭。在《毒战》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老杜对这个“香港”充满了复杂的悲剧性的即唾弃又无法不怜悯的心态。

　　为了生存，在他的价值观里，他的人物也是他赖以生存的那个地方，不断在让出自己的底限，这种无奈，来源于一旦转而尝试反戈的时候所面临的巨大的被毁灭的威胁。这样一个无奈消极怜悯惋惜类似天鹅之悲鸣的情绪氛围以及思想价值观才是“拨云见雾”后《毒战》的真正内核。一个标准的“黑色电影”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