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学弹钢琴

我为什么不学弹钢琴

作者：修 森

来源：《江苏教育》2008年第05期

寒假，往届学生回来看老师，谈到班上不合群的同学以及大家对他的冷淡，谈到一般人是多么渴望获得在集体中的位置，云云。他的话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事。那个时候我大约10岁。学习弹钢琴的绝好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拒绝了。现在学弹钢琴的小孩多了去了。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弹钢琴的孩子寥若晨星，弹钢琴绝对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奢侈。但是我说了“不”。 我们小学的音乐教师在几百个学生中选择了我。

大概是因为我上音乐课的时候十分专注。大概是因为我的音准和节奏比较好，更重要的是，有一次他特意看了我的手，说我的手指适合弹钢琴。总之，他是对我进行了一番考察，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对孺子可教否进行了一番可行性论证，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他愿意收我为徒，在课余教我弹钢琴。在那个时代，这种业余授课显然是免费的，他绝不是为了凭手艺挣一点小钱，而只是出于艺术的热忱想做这件事。但是我拒绝了。

老师姓左，在那时的我看来，他大概快要有30岁的样子吧。左老师非常热爱钢琴，住在学校旁边的同学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左老师长时间的练琴声。我那时特别佩服他的是。他在上课弹奏钢琴时从来不看琴键而绝不会弹错。照说他是一个好老师。可是男生都不喜欢他，女生似乎也不太接受他。左老师高个子，白净皮肤，只是眼角边有点儿疤痕，于是男生们都喊他“左疤眼儿”。南京话的儿化音说起来特别难听，“左疤眼儿”后来说成了“左疤儿”。就更难听了。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群男生跟在他后面，有节奏地喊着：“左疤儿，左疤儿，左疤儿……”至于左老师是怎么应对这种局面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学生们为什么不喜欢左老师呢?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围一条长围巾，而且一端垂下来很长，很不“普罗”；也许因为他的头发留得相当长而显得女性化，男高音的发音又让学生觉得太娘娘腔；也许，(其实，那简直是一定的)是因为他当时正在谈恋爱，他经常与女朋友手牵手地在学校旁边的机关大院操场上散步。50年前的恋爱美学不但特别讲究内敛，而且还包含很多革命性的内涵，左老师看来不懂这些，因此就显得有点儿另类。小学生可能还没有能力从理论上来批判左老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是已经又敏感又朦胧地意识到“不作兴这样”，这种做派与主流文化大相径庭，太过“癔怪”，于是就从心理上和语言上对“左疤儿”“宣战”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左老师对我说：“来，跟我学琴吧。”

我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肯定说了“不想学”之类的话。其实我对学琴并非没有兴趣，可是面对天上掉下的这么一块大馅饼，还是选择了不伸手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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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拒绝，也许只是一瞬间的事，作为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不可能对这样一次“稀缺教育资源的选择性倾斜”做什么理性的考量。我的反应是本能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这个本能展开，里面有一条因果链——

跟他学琴，别人就会说我居然跟“左疤儿”搞在一块儿了，是他的小二子了，是他的跟屁虫了，是他的人了!我的背后，也会有一群跟着骂的学生……

拒绝的动机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深刻。所以，这一次。我实际上不是在说“我不想学琴”，而是在对左老师说：“不，我不和你站在一起。”

我们这班小孩子(大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习惯在“集体”中获得安全感。我们不但在共同的赞美中获得安全感，而且在共同的批判中获得安全感。批判本来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在群体性的批判中，群体中的个人反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而在那个时代，对异端的共同批判与共同疏离能给人更大的安全感。对于现实常常要求人作出的价值判断，有些小学生(大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心中并无执持，因此“随大流”就成了一种并不难听的选择，潜在的动因是：依附于多数人总是安全的。由于“随大流”，就有了更大的“流”。又导致更多的人来“随”。这种“随大流”的赞美与“随大流”的批判最终形成一种群体性的狂欢。10岁的小学生们在对老师喊具有侮辱性的外号时不但获得了安全感。获得了娱乐，而且还享受了道德批判的快感，当然就乐此不疲。有些人本来是有不同想法的，但是惧怕多数人的压力，惧怕在群体性的狂欢中显得落落寡合，最终选择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我当年就是这样，牺牲了学琴的好处。换回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

现在我才懂得。群体性的狂欢其实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10岁小学生的集体狂欢正是对左老师的暴政。暴政本来只是针对左老师的，可是如果有人在群体的狂欢中不合拍，群体也会立即把他剥离出去并毫不犹豫地对他实施暴政。这种暴政特别容不得异己，特别崇尚党同伐异。经常可以看到，粉丝们在网上用口水淹死胆敢对其偶像不敬(例如对郭敬明说三道四)的人，甚至完全无视偶像的道德性缺失(例如已经法庭判定的郭敬明抄袭事)而一味回护并无条件反击。塞奇·莫斯科维奇说：“当个人们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这种压力是真正的威胁，许多人有被淹没的感觉。”也许，还可以作如下补充：“也有不少人对此浑然不觉，他们在‘窒息自我’时反而获得一种畅快呼吸的感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对下多数人的暴政，人们虽然时有警惕，但很可能在更多的时候是认同的，因为这种暴政往往打着神圣的旗号。例如。我们小学“倒左”大旗上写的大概就是“让小资产阶级作风见鬼去吧!”例如，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术语是“斗争”“工作”“民族”“觉醒”。例如，“文革”中成千上万个战斗队的信念是“永葆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我们小学的“倒左”是自发的，尚且有蓬勃的生命力，那么“文革”中红卫兵表现出的疯狂就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因为时代在号召。于是10岁儿童的松散的谋杀集团，就变成了出于反修防修崇高目的的红色恐怖者同盟。在病态的社会或病态的环境中。群体中的人比独处时要可怕得多，就是说，他们会变得更无理性，更加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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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左老师在“文革”中的遭遇，我猜想这样一个在“文革”前就被学生妖魔化的老师，在“文革”中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在他遭受批斗的时候，会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不”吗? 于是我想起，1955年的中国，在全社会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中，学者吕荧在发言中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此种不识时务之举令在场者大惊失色，愤怒不已，吕荧因此走上自我放逐之路。最后死在监狱里。

我还想到，1958年的苏联，当大会庄严宣告“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清理出作家队伍，群体性的狂欢即将开始时。与会作家阿利卢耶娃说：“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她自己把自己从安全的群体中剥离出来，而与一个被清理被唾弃的人绑在一起。

今天，当我们对群体性狂欢的叛徒吕荧、阿利卢耶娃表示敬意的时候，我们或许正在另一个群体性狂欢中酩酊大醉；而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半个世纪前一群10岁儿童扼杀老师的故事的社会性根源。这种群体性狂欢的正剧(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就将此伏彼起地一直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