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中国与苏联的不同历程

农业转型：中国与苏联的不同历程

作者：周媛

来源：《中国·东盟博览》2013年第10期

【摘 要】20世纪末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前苏联国家在坎坷之中走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纷纷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本为将采用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工具，以中苏农业改革为例，分析在改革目标、政策相似的情况下导致两国截然不同的改革结果的要素以及其背后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从中提取应引以为鉴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中国；苏联；农业转型；历史制度主义 一、研究角度

本文选取农业改革为分析视角有三个原因：首先，农业部门的政策变化在转型中较明显，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较显著，利于对比；其次，农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发生的变化对于整个经济的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再者，相对于工业企业，农业部门的生产体系、生产关系较为简单，这使得我们可能用较少的分析要素得到可信度较高的研究结果。 二、研究工具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核心是强调制度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一方面强调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传统和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强调的是结构和传统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传统越重，制度创新就越困难。相比较以前的制度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不仅重视国家和其他正式的政治机构，也重视非正式和非官方制度，尤其是“中间层面制度”或“中介制度”，如政党系统和经济利益集团的结构等。 三、案例分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关键的土地产权从集体农场重新分配给农民，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这样的激励改革措施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村家庭摆脱了贫困，经济学家盛赞中国的经济改革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反贫困项目”，认为中国一系列的改革带来了“在15年的期限内取得的史上最大幅度的经济福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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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苏联政府引导的农业改革也开始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功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时，开始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农业领域推出了集体合约体系，这个体系试图将基于工资的体系转换成基于农场产出的体系。这个所谓的改革创新举措就是想对农业工人施加资金限制，并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根据工人的表现来支付报酬。实际上，农业集体和约体系与“联产到组”政策有共通之处，即将产出承包给生产作业组，都是为了改善集体农业生产中的激励不足问题。目标一致，政策类似，结果却是天壤地别。导致这种差异的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尝试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 （一）历史传统和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指的是在一个政治系统里自我增强或正面反馈过程的动力”。它的逻辑是：在一个历史的重要连接点，发生事件的结果启动历史的反馈机制，加强这样的结果在未来重新出现的可能性 。

学者通常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悠久历史传统会延缓改革的进展，部分原因在于，当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都身处共产主义体系之中，他会最终失去在市场经济中所必需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技能，而且，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惯例和规章制度也非常有可能已经出现 。比如，中苏两国农民对于非集体化态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传统的影响。至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农村家庭在集体农场上劳作已经有将近60年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是在集体主义生产体系下新出生的，他们的脑海中并没有家庭式农业生产的任何记忆。相反，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70年代末实际推行时，中国的农村家庭进行集体式农业生产的时间仅仅是25年。仍有很多较老的家庭成员能够回忆起家庭式农业生产的岁月。由于这一历史原因的存在，中国的农业家庭很有可能盼望回归家庭式农业生产，而苏联的农村家庭很有可能害怕去尝试他们并不熟悉的新事物。 （二）基层官员的改革动机

在农业改革过程中，中苏两国的官僚机构理应扮演着国家政策的守护人的角色，但并不所有都是如此。与高层领导相比，地方官员更容易与农场工人达成一致。在农村，尤其是较为贫困的地区，站在地方领导人的角度看，非集体化的农业改革似乎也很有利于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地方领导人还有可能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控制获得利益，他们相比普通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的获益更多。从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会不自觉的支持改革，甚至主动的向前推动改革进程。

但是，苏联的地方官员却没有像中国那样积极地支持改革。苏联的农业生产属于资本密集型生产，因此打破原有的农场组织形式意味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损失，这样的利益损失不仅会发生在农民身上，同样农场的领导和地方官员都难逃厄运。在苏联，用来支付农场工人的工资的国家补贴体系有着更加广泛的用途，苏联的集体农场或国有农场实际上是向农村地区提供所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如果不考虑配套设施的建立而仅仅是进行农业改革的话，农村的公共服务就会出现大的漏洞，地方领导人就要肩负更多的责任与重担。所以，苏联的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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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其大部分地方官员基层领导实质上是起到了抵制的作用，因与其利益不符而不支持中央的改革。 （三）经济结构

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性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性质和进程。在衡量一项农业改革政策是否成功的时候，对于农业部门人口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贫穷的国家来说，改革一旦成功，这些国家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肯定会远高于对富有国家的改革。而对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工人失业等等，较为贫穷的国家所要承受的成本相对富有国家来说一定会高，因为对于富有国家的失业者来说，他们能够获得失业保险，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补偿。 进一步讲，形成国家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比如说，一个经济体中的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或者接近贫困线，那么如果将要改变现有的体系和生产结构无疑会受到支持、欢迎，至少不会拒绝。相反，如果既有体系已经能够给予部分居民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那么，这部分人为了保有自身的现有利益肯定会试图抵制改革。这一点可以很好的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基层农民在支持农业改革方面要比苏联农民积极地多。

此外，比历史传统等有解释力的因素是，改革前的集体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生活标准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或许是造成两国农民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在改革之前的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曾遭遇过饥荒，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极度贫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中东欧和苏联国家的农场工人一直从政府预算提供的大量补贴和相对较高的农业工资中受益颇多。苏联集体农场上的工人们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农民。 （四）生产体系

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属于劳动密集型，劳动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对农民的激励措施就会得到很高的回报。而且，当农业生产主要形式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时，农业改革带来的组织重构所造成的规模经济的损失就会比较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公平。

与中国相比，苏联的大部分农场则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已经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况且苏联的农业生产技术相比中国而言相当完备，苏联农民很清楚改革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幅度很小，改进的空间不大。因此，农业改革对苏联农民而言不是激励因素更多的意味着原有生产体系的解体，那么他们无法预测改革的风险有多大以及改革后他们是否还能保有既得利益。

总的来说，农业生产体系的不同和农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异，能够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不同转型国家所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 四、农业转型的经验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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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影响中苏农业转型的因素分析中，我们得出一些启示。

从中国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为了保证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技术的重要性永远都不能低估。实际上，在较为成熟的经济体中，如美国和西欧，农业的长期增长基本上都依赖于新技术的应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所有国家都适用有着重要意义。农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唯一基础就在于技术的根本变革，其他因素如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的支持等等都不能带来长久的持续的发展。

从苏联来看，要想使由改革引发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得以持续下去，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基础设施的投资、配套项目的建设）也是需要的。一旦农业生产者拥有较好的产权和激励，一旦改革得到了相关制度的促进和改善，农业生产率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就取决于其他公共服务的配套建设，这是是改革成效持续长久发生作用的后盾。

最后，我们要强调政策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在减弱，而改革政策的重要性则在逐步上升。因而，政策的性质以及适用性在将来，尤其是在中国会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比]约翰·思文，[美]罗思高著，田士超译：《发展转型之路：中国与东欧的不同历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何俊志：《结构 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冯绍雷，相蓝欣：《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