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耕育田保粮仓

护耕育田保粮仓

作者：景志刚

来源：《资源导刊》2018年第11期

“忆昔虞舜德动天，象为耕地鸟耘田。”从三皇五帝时的上古传说，到商周礼乐下的井田风韵，华夏农耕文明像一首悠长而厚重的古曲，萦萦然飘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粮食是民生之本，农业是立国之基，而土地则是农耕之根。无论是盛世明君，还是乱世枭雄，保护耕地、培育良田、发展农业、储粟囤粮，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根本。 天下粮仓：治乱兴衰的密码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中华自古以农立国，粮食不仅是民生的第一需要，也是经济的重要支柱、财税的主要来源和军事的基本保障。粮食供给充足与否，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盛世华夏的强大与富庶，离不开丰盈的粮仓;而民变四起乃至王朝末路，也多与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有关。

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从“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的朴素真理，到“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国家大本，食足为先”的微言大义，再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的至理名言，粮食安全无疑是定国安民的头等大事。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西汉时汉武帝徙民实边，三国时曹操屯田许下，明代设立卫所“守屯合一”，清代大规模屯垦新疆，无一不是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

在儒家典籍《礼记·王制》中，最早提出了“耕三馀一”的粮食安全策略，强调为了保证国泰民安，朝廷和民间每年的粮食储备，至少应相当于半年的粮食消费总量。“国家无九年之蓄，日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九年之蓄、六年之蓄实非易事，但足夠的粮食储备维系国家安全，事关江山社稷，由古至今，概莫能外。 良田沃土：国运民生的红线

如果说粮食养活了中国人，那么耕地便是中国的生命线。回顾千年历史，经济规模的调整、人口数量的变化与耕地面积的增减、粮食产量的多少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尽管历朝历代疆域有增有减，但长城以内的农耕区保持大体稳定，只要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显著提升，耕地所能养活的人口便基本是一个恒定的常数。6000万左右人口曾经成为清之前大多数时期华夏大地承载的峰值，一旦突破极限，耕地不堪重负，自有战争、动乱乃至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来调节，直到恢复新的人地平衡。

与农耕技术、人口数量和治乱周期相适应，历代人均耕地数量呈现起伏的曲线。两汉时人均耕地13.8亩上下，而唐玄宗天宝年间和宋真宗天禧年间已达27亩。明代中叶农田开发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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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人均耕地由6.13亩骤增到20.64亩。自康乾盛世起，人口开始突破1亿，随即以每隔25至45年递增1倍的速度增长，旧有规律被打破，人均耕地断崖式下降。与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均32.54亩相比，乾隆十八年（1753年）6.89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3.56亩，到光绪十二年（1887年）时仅2.41亩。

有限的耕地，无尽的需求，以至于历代均把保护耕地作为重要的施政策略。周文王讨伐崇地时颁下法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春秋时齐相管仲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并将“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列为君主五大要务之一。《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这里既有官府的责任，又有民众的义务，均以刑律相约束，施法之严可见一斑。

休耕轮作：地力常新的奥秘

对于粮食生产而言，其产量不仅取决于耕地数量，也取决于质量，特别是土壤的肥沃程度，即所谓的“地力”。与保护耕地数量不减少相比，保持地力不枯竭同样重要。在悠久的中华农耕历史上，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顺天时，量地利”，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实行用养结合，使地力得到周期性的恢复，保持“其力常新壮”的状态，确保了耕作的可持续性。

轮荒休耕，以养地力。从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开始，人们便开始在耕作地和撂荒地之间有计划地定期轮换。“田，一岁日菑，二岁日新田，三岁日畲。”三个不同的称谓，反映了商周时期从耕地撂荒、恢复地力到重新垦耕的三个阶段。西周时按照休耕的时间，将耕地分为“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以确定井田的规模。这里所谓的“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便分别指耕作一年休耕一年、耕作一年休耕两年的耕地。休耕期越长，表明耕地的质量越低，地力恢复的时间越久。

轮作复种，边用边养。战国后期，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提倡开垦荒地，空闲土地越来越少，轮荒休耕已不现实，轮作复种应运而生。轮作，即在同一片土地上，按一定顺序轮换种植不同作物，均衡利用营养，改良土壤结构。“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历代实践中，探索出豆谷轮作、粮肥轮作、稻麦轮作、稻菜轮作等多种模式，体现了耕地用养平衡，成为精耕细作的典范。 土化之法：五谷丰登的技术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休耕轮作可以恢复地力，却难以提升地力。自商周起，古人开始认识“土化之法”，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弥补了垦殖荒地耗时费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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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官制中，地官司徒之下设有草人一职，负责“掌土化之法”，依据土壤的特性和颜色，撒上不同的动物骨灰以改善地力。其中：赤色而坚硬的土地用牛骨灰，浅红而不坚硬的土地用羊骨灰，土质肥沃的土地用麇骨灰，干涸的泽地用鹿骨灰，盐碱地用獾骨灰，沙土地用狐骨灰，黑色而坚硬的黏土用猪骨灰，坚硬成块的土地用麻子饼，轻脆缺乏韧性的土地用狗骨灰。 “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古代称肥料为粪，称施肥为粪田。最早被用于施肥的是腐烂杂草，《诗经·周颂》中就有“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的描述。两汉之后，溷肥（人粪）、厩肥（牲畜粪）、蚕矢（蚕粪）、碎骨等肥料种类大大增加。元代王祯在《农书》中，首次将肥料分为苗粪、草粪、火粪、泥粪四大类;而清代杨双山所著《知本提纲》，则依据肥料来源和形成方式，分为人粪、牲畜粪、草粪、火粪、泥粪、骨蛤灰粪、苗粪、渣粪、黑豆粪、皮毛粪十大类。

“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垧，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不同的气候、土壤和作物，需要不同的肥料，施用不同的方法。古人从劳动中，总结出所谓的施肥“三宜”——时宜、土宜和物宜，讲究因土施肥，对症下药。比如：秧田，宜用麻枯和火粪，不可用大粪，忌生粪浇灌;种苎麻，宜用驴马生粪，可生热御寒;种百合和韭，宜用马粪为佳;种山药，忌人粪尿，宜牛粪、麻枯等。

穿越五千年的农耕历史，在工业化，信息化的当今时代，耕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人口5.4亿，耕地14.68亿亩，人均2.7亩;而到了2016年，全国人口13.8亿，耕地20.24亿亩，人均只剩下1.46亩。人多地少的严峻形势，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亿万中国人的饭碗。“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总书记的教诲言犹在耳，面对坚守耕地“红线”的历史使命，土地管理者重任在肩。

只有读懂农耕文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华历史;只有尝遍五谷杂粮，才能真心爱惜这片土地。“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让我们轻轻放缓工业时代的车轮，为大地留下绿色，给文明留下传承，于后世留下空间，对历史不留遗憾！（作者单位：河南省国土资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