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杰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孔子的“大同理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渊源，以及分析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反映了东西方自古就有追求和谐社会政治理想，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和典范。
关键：孔子 大同理想 柏拉图 理想国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间断过对和谐社会的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孜孜不倦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探索。虽然我们在自然和人文等领域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也在政治领域做出了很多改革，但是和谐社会似乎仍然离我们很远，所以很有必要在东西两大思想源头上对和谐社会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比较：即孔子的“大同理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并在此基础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从而更好的指导我们改造社会。
我们首先来整理一下孔子的家族发展历程，从而对其思想源泉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关于孔子的思想源头，可以追述到夏商时期（胡适《儒学新论》），一方面他怀念三代的淳朴简约的生活，因此他言必尧舜，他渴望君主们像尧舜那样“天下为公，选贤任能”。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发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感慨，把周王朝当着自己“和谐社会”的一个范本。
其实孔子的先人是宋国贵族（《史记、孔子世家》），周灭商后，并没有定都朝歌，而是回到了镐京，对商代遗民也采取了怀柔政策，基本上将他们留在了原来居住的地方，只是派了管叔和蔡叔去监国，周开国后不久武王就去世了，由于成王年纪尚小，政局尚未稳定，所以人心思动，管叔和蔡叔就煽动前朝遗民发生了动乱，好在周公辅政，采取了果断措施镇压了这次暴乱，后来的《尚书》《诗经。东山》都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暴乱镇压后周公看到了那些新老贵族的野心，所以将前朝遗民迁离了旧地，大部分迁到了宋国和鲁国，结合《史记。孔子世家》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孔子的先人应该是商代的贵族，而且是巫史卜祝之类的官员（吕思勉《秦汉史》）。这对孔子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虽然后来孔子的家族没落了，他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他身上那种贵族气质，始终是没有改变的，这对孔子以后的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孔子的“大同世界”构想在《礼记·礼运》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的大同思想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以至于几千年后的辛亥革命，依然将其视为最终目标，中山先生更是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从这种思想中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其一孔子的大同思想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大道”指的就是规律，它本身已经突破了“邦国”的界限，是会成为“天下”之公理的，而实现这大同思想的前提条件就是“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任能”至于“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一定程度来讲，大同是大道的最终结果；其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注重礼乐教化，如果说这里所描述的大同世界还只是个理论，那么后来孔子又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标本，《论语·八佾》中道出了他的政治理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看来，西周文治武功在吸收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他把周当做心中“理想国”的一个缩影。
我们再来看看柏拉图，他在其家族的影响下是怀有政治理想的。他的授业老师就是希腊伟大的学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仅在学术思想上深深影响了柏拉图，而且对其后来的人生遭遇也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左右，雅典社会仍处在奴隶制度的繁荣期，但繁荣背后，危机已初露端倪，贵族们穷奢极欲，而且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状况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民主政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柏拉图一度从政，后来因苏格拉底之死而被迫逃离，游历西西里、意大利、埃及等地，这一点与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他们出发的目的和原因都不一样，但是这对他们来讲影响肯定都是深远的，在周游过程中，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和思想，还可以在实践中检验完善自己的政治理论，这就为后来他们的作品“书之竹帛，传之后世”奠定了基础，而且使得他们的思想变得厚重和可操作性。虽然他们各自的政治抱负在当时都没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将城邦公民分为三等：统治者为“哲学王”，象征着智慧；守护者是军人，象征着勇敢；生产者是农工商，象征着欲望。“理想国中的各个等级的人都应在契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安分守己、各司其职，或统治、或站岗、或
服从，形成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最终达到国家的正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靠得是“人都应遵从契约和法律”这对于西方后来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了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契约和法律必须合法订立、严格遵守，只有是与否，没有中和，故而西方较早形成了与城市文明相契合的法治社会。在这一点上与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大有不同的，礼乐文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表现形式也更具有人情味，这与中国几千年来以宗族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是息息相关的，其二，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的着眼点是天下，而“理想国”的着眼点是一个城邦，关注的是“治国”，需要国家的首领有“智慧”，在法律的基础上来引导人们各司其职，从而实现邦国的和谐，这与儒家的“仁德”观有很大的区别，一定程度上孔子强调的是君王的榜样作用，强调“君子之德如草，小人之德如风，风过而草偃”《论语。季康子》，但他们也有共同之处，柏拉图的“安分守己、各司其职，或统治、或站岗、或服从，形成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一定程度上是体现等级的，而且是具有稳定性的，一个人首先需要的是把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是相通的。
孔子根据他的“理想国”的目标，在礼乐之外，提出了“仁”的概念，这是他的理想国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要实现“仁”就必须“克己复礼” ，所以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有一次子夏和孔子进行过一次对话，很能看出孔子心里“礼”和“仁“的关系，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子夏问孔子《诗经，硕人》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美好的画都是画在白色的布上面的”，本意是讲因为庄姜本来就很漂亮，所以一举一动很迷人，后来子夏也有所领会，所以，将这个和“礼”与“仁”的关系做类比，得出“礼”是以仁为基础的外在表现，孔子听了以后高兴，说道“是你启发了我呀，可以与你讲诗了”这表现出了孔子对子夏的高度赞赏，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孔子眼里“仁”与“礼”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把“孝悌”这种家庭伦理与“忠孝”这种社会伦理相结合，有“孝悌”再修之以礼，和之以“乐”，便能实现“修身，齐家”。“家齐”以后把“孝悌”过度到“忠义”便能实现“国治”把这种模式推广到
“天下”，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能做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
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说过“中国要现代化，有三个重要的人物需要重视：第一个康有为，他搞维新，走民主道路，这是第一步，他写了一本《大同书》，这是孔夫子的思想。第二个大人物孙中山，他提倡三民主义，到处都写“天下为公”，这句话也是孔夫子讲的。第三个邓小平，邓小平改革开放，要建设“小康”，“小康”两个字也是孔夫子讲出来的。所以我说，中国三个重要的人物，都受孔夫子的影响。要搞社会主义，就逃不过孔夫子，”.柏拉图以社会契约来建立各安其责的理想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很有效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效是在以暴力机构为支撑的基础上实现的，本质上来讲是对人性黑暗面的打压，这就注定这种契约的脆弱性，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无数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儒学的本质具有包容性，虽然道教和佛教是后期进入，但是儒释道三教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并行不悖的，没有出现过像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之类的事情。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博大，现当代社会，由于中国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所以儒学一度受到打压，正如辜鸿铭所说，“任何伟大的文化，都是孕育在本民族
文化的基础上的”。对于我们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要理性的学习和了解中西文化，从而取长补短，相互吸收学习，任何单方面的摒弃和轻视都是狭隘的表现。
孔子和柏拉图一生致力于政治，最终却在文化领域占据高位。他们是政治化的文人与学者，因此他们的学说思想自然摆脱不了政治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伦理化与功利化的倾向。尽管孔子最后不能直接“施政与民”，却由其弟子参与政治，或者通过“问政”的形式来影响当时的政坛，晚年又致力于“整理古籍”，从而进一步传播自己的思想。柏拉图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的政治中心，他也有着漫游列国的经历，后来他致力于创建学院，教授学生，并且著书立说，最终他与孔子一样，成了思想圣贤。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都实现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左传，襄公十八年》的目标。而他们的思想仍然在东西方各自发挥着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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