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葡萄牙东拓贸易论南澳在世界贸易初期的地位

区域历史从葡萄牙东拓贸易论南澳在世界贸易初期的地位

黄文斌　郑林泓　虞虎

提要：通过发掘研究16、17世纪欧洲航海家所著的航海日志和文献记录以及当今一些欧洲学者针对16世纪中葡关系研究的学术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关于研究南澳贸易史的文献资料，结合当时全球贸易格局以及明朝的对外贸易政策，论述自16世纪初期开始葡萄牙人获得世界东方航线和各战略性贸易港口控制权的背景下，南澳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参与全球性贸易活动的地区之一的历史进程，探讨南澳在世界贸易萌芽阶段的重要地位，论述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东拓贸易背景下南澳的经济贸易地位与功能角色以及南澳在全球贸易初期兴盛的原因和影响，旨在为新时期南澳海洋发展定位和战略制定提供历史参考和理论借鉴。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大航海时代；世界近代贸易体系；葡萄牙帝国；南澳中国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贸易形成初期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当今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南澳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下“知兴替、正衣冠”，以开具有悠久的海运贸易历史，尤其明朝时期随着郑和放和兼容的态度为推进南澳参与现代海洋贸易和海下西洋和西方新航线的开辟，南澳的海外商贸发展洋文明复兴提供理论借鉴。

达到巅峰。然而从中西方的史料记载中可看出，18南澳因其在东南亚航海路线中的地标性和重要世纪后，南澳的海外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南澳是最性，16世纪初至17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及随后早参与世界性贸易的东亚地区之一，将其置于世界

而来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在此进行长达一个多

作者简介：黄文斌（1973—）,男，广东潮州人，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郑林泓（1983—），女，广东揭阳人，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虞虎（1986—），男，北京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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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海上贸易活动。但关于欧洲人与南澳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现代研究大多着眼于17世纪尼德兰独立后，荷兰人把南澳作为与中国贸易的据点这部分历史，而始于16世纪初期的南澳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史则鲜有记载。新航路的开辟是世界市场雏形形成的标志。南澳在世界市场初期就已领先于东亚大部分地区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因此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遗憾的是，由于南澳岛为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岛上目前暂未发现关于这一时期葡萄牙人相关的遗址。关于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在南澳地区的贸易活动只能通过对现存不多的16、17世纪欧洲航海家所著的航海日志和文献记录等资料，以及当今欧洲学者针对16世纪中葡关系和近年国内学者关于这个时期南澳贸易的文献资料①进行研究，进而讨论南澳在世界贸易形成期的地位和角色。到了唐宋时期，距离南澳不远的潮州成为当时重要的外销陶瓷产区。“潮州窑”外销制品通过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东南亚、中东和欧洲各地。南澳处于潮州韩江出海口，为潮州港商船出入必经之地，加上岛上地势“盘错溪山，土膏水暖，可以屯，商民贸迁，类多奇货，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3]”。繁华兴盛的交通和悠久的商品自由贸易，为南澳在明中后期起成为重要的全球商品贸易点打下了基础。西方人在16世纪航海记载中的南澳地理范围涵盖了当今的南澳岛及其周边岛屿和海域。当时葡萄牙人在闽粤一带的海上贸易活动包括了南澳主岛及其周边的走马溪、梅岭港和柘林湾，但总体上看，南澳岛属于地标性海岛，葡萄牙人便以南澳为名来概括这一整片区域[4]。1548年浙江海域发生的双屿港之战以及次年福建沿海发生的走马溪之战，促使葡萄牙人的贸易中心从浙江海域转向日本海域，使得南澳成为马六甲或澳门至日本海域贸易航线的重要易货点[5]。葡萄牙人在南澳岛上“易泊南澳，建屋而居[6]”的经历促使“南澳”这一地名逐渐转变为南澳岛的专称。从16、17世纪不同年代西方人所制作的航海图中对南澳地名的不同命名形式，也可以看出南澳这一名词所代表的地理范围的变化。目前发现的最早标记出南澳名字的西方地图，为著名葡萄牙皇家制图人罗普·赫蒙（Lopo Homen）于155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图中将南澳标为“Chabaque J.da Lamao”,其中“Chabaque”即为“走马溪”，“Lamao”即为南澳，均为闽南语谐音音译，即南澳之走马溪。这表明这一时期之前西方人把南澳视为包括了走马溪在内的大片区域。在这张地图中，可

二、南澳的地理区位及其在东亚航路网络中的要冲地位南澳县现隶属于广东省汕头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闽、粤、台三省交界海面，地处东经18116°53′—117°19′，北纬23°11′—23°32′，北回归线从主岛穿过。南澳海域面积4600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113.81平方公里，由南澳主岛及周边36个岛屿组成，其中主岛面积111.44平方公里。[1]

早在欧洲人至南澳的900年前的隋炀帝时期，南澳就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一席之位。“然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亦得扬帆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起之也。隆、云、深、青四澳，皆所经历矣。驯习至今，深澳为蕃舶渊薮……[2]”据此可知，自隋朝始南澳已是海外贸易航线要冲。

① 关于相关的中文文献，可参考：《明永乐至隆庆南澳的海上活动 附：早期葡文资料中的南澳岛》（胡宝柱， 肖文帅，普

塔克）；《16-19世纪初西方文献中的南澳》（廖大珂）；《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杨国桢）；《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刘重日）；《明清时期南澳港的海上贸易》（林仁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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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历史以看到连接南澳和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岛（Bornéu）的对角线图标[7]。1560年出版的无名氏所著的《海军著》[8]（Livro de Marinharia）中，南澳被标记为I.de Lamao，I.即葡语岛屿ilha的缩写形式，这表明15世纪中后期之后西方人逐渐以南澳专指南澳岛，进而证明南澳岛作为贸易点的可能性。此后，罗普·赫蒙的儿子，同为制图人的迪亚哥·赫蒙（Diogo Homem）,于16世纪60年代间共编制了四张有标注南澳的地图，其中南澳被标注为I.De Lamao。在1568年至1580年间，被称为当时最杰出的葡萄牙制图人费尔南·瓦斯·多拉多（Fernão Vaz Dourado）编撰了至少4部航海图册，每部图册包括约20张地图，其中共有6张地图对南澳进行了标注，采用的名称为分别I.De Lamao或I.Lamão[9]。1584年，比利时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图师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编制的第一部现代世界地图集《寰宇概观》①（Theatrum Orbis Terrarum）拉丁文版出版，其中收录了一张葡萄牙制图师路易斯·乔治·德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所绘制的《中国新图》，也是西方制图史上第一幅独立的中国地图。这幅意义重大的地图坐标是上西下东左南右北，南澳在左下部被标注为La Mao.

16世纪下半叶，随着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并开辟了菲律宾——墨西哥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西班牙人开始涉足中国东南沿海，参与到走私贸易中，南澳地名也由此出现在一些西班牙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航海日记中。当时西班牙耶稣教会神父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s）在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日记中提到了南澳，将其写为“Lamb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则把南澳称为“Nantao”；16世纪下半叶菲律宾总督农奎诺（Diego Ronquillo）把南澳翻译为西班牙语

① 该地图集于1570年第一次出版。

“Lamao”[10]。

从“南澳”地名在16世纪西方绘制的地图中被频繁标注的现象，可以看出南澳曾是欧洲人在粤闽海域的重要贸易据点，在欧洲海上贸易中起到关键的航标和节点作用。

三、大航海时代下的葡萄牙东拓贸易

大航海时代始于15世纪末期。自1497年—1498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Vasco da Gama）首次开辟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后，葡萄牙帝国开始通过武装殖民贸易的方式把势力范围扩展至非洲和亚洲，成为第一个开展东方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1508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岛（Hormuz），封闭了东西方的旧航路，随后于1510年占据印度的果阿，以此为东方殖民地的首府，并于次年先后占据了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和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等东南亚地区并建立商站。之后，葡萄牙人北上东亚，于1557年占据澳门，1570年占据日本长崎，开辟了他们在东亚地区的商贸航线。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以此为基地开始进行东南亚海上贸易，建立了马六甲——果阿——里斯本的海上贸易航线。通过这条航线，葡萄牙人将原产于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如肉豆蔻、丁香、桂皮、胡椒等大批量地运至里斯本，再分销至欧洲其他国家，里斯本于是取代了威尼斯成为欧洲的香料分销中心。香料贸易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成为葡萄牙海上贸易的主要财富来源。得益于对东方航线的控制和垄断，在马六甲——果阿航段中，葡萄牙人能够轻易把产自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的各类香料贩卖至印度，返程则将印度织料贩运至东南亚各国。

葡萄牙从印度洋向太平洋进行贸易扩张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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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正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的“遍地是黄金”的“契丹国①”。1508年，葡萄牙国王曼奴尔一世（Manuel I）派遣当时的贵族迪亚戈·塞奎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②至马达加斯加和马六甲调查当地的贸易潜力，在派遣诏令中写到：“询问那些秦人③，他们来自何处？距离多远？他们一般何时至马六甲或其他地方经商？他们带何种货物？每年多少船只至马六甲？船只为何种类型？他们是否于当年返回？在马六甲或其他地方是否有商站或驻地？是否富有而尚武？携带何种武器？是兵器亦或火炮？他们衣着如何？是否魁梧？询问所有其他与秦人有关的信息，是基督徒亦或异教徒？国家是否强盛？是否有摩尔人或者其他不奉从本国信仰和律法的人？他们信仰什么？有何风俗？国土延伸至何处？与何方为邻？”[11]由此可见，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是当时葡萄牙人东征的重要目标之一。至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由东非大西洋沿岸至东亚日本的航线上设立了数十个要塞和商站。所谓商站（葡语：Feitorias），特指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殖民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沿海港湾（通常距20港口不远）作为船舶锚地，并以此作为港口之间的商品中转站或与当地商人进行物物交易的场所。南澳距月港（漳州）、厦门港、柘林港均不远，部分外文文献中可见葡萄牙人至岛上建屋易货的记载。据此推断，南澳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商站”。

葡萄牙东方海上贸易航线的开辟与哥伦布西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新航道，使欧洲各国逐渐打破各自封闭的商业经营状态，海上贸易开始具备全球

①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中国人的称谓。

② 塞奎拉于1518年至1522年担任葡萄牙第四任-印度总督。③ 在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前对中国人的称谓。④ 为葡语Farangi 音译，为明代对葡萄牙的称谓。⑤ 今香港大屿山西北部西草湾。

化的意义，继而引发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进了世界各地商品的自由流通，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格局雏形形成，人类社会从此开始了全球化发展历程。南澳也随之成为全球商品贸易市场的重要海上节点。四、葡萄牙东拓贸易中的南澳葡萄牙人在1511年开辟并垄断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里斯本的航线后，试图展开对中国沿海的探索。早期他们屡次登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离岛与中国商人进行私市交易。如葡萄牙16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在其所著的《亚洲年代》[12]中提到：葡萄牙人登陆广东境内名为Tamão的小岛，并在岛上进行物物交易。此岛具体位置尚无定论，根据其葡语发音推断可能为香港屯门岛。现存的少量葡萄牙人书信资料表明，在16世纪初中葡正式建立官方联系的前后十年间，葡萄牙商人在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方式为：从马六甲运送香料至中国东南沿海岛屿并在岛上与中国走私商进行交换，从中国商人手中获得瓷器、丝绸、麝香等物品，后再运回马六甲进行转口贸易。

明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船长（Fernão Pires de Andrade）受葡萄牙国王曼奴埃尔一世（Manuel I）的派遣率使团至广州，成为第一个葡萄牙赴华使节。此后，葡萄牙人的贸易通商要求由于与明朝的“朝贡制度”相悖而遭到明政府的拒绝。嘉靖二年（1522），“弗朗机④”海军于西草湾⑤被明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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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历史溃并被驱逐出广东沿海地区，历史上称为“西草湾皮革等；随后出发前往澳门，于6月底至8月期间海战”。但面对中国市场巨大的利益诱惑，葡萄牙抵达澳门，停留约10至12个月。这是由于他们运人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于是他们开始在东南沿海至日本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产自中国中部的生丝，需与倭寇和海盗同污合流进行走私贸易活动。翌年在采购于每年的12月至次年1月和5月至6月举行宁波爆发的中日“争贡战役”后，明政府废除福的“广交会”③。在澳门装船离港的中国货物还有建和浙江市舶司①，仅留广东市舶司，海禁政策达瓷器和黄金。装船后，需等到有利航行的季风期才到顶峰，“市舶被废，番船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

能够继续北上。在从果阿出发后的次年6月底至8[13]

。”葡萄牙人利用此机会垄断中日贸易，获取了

月期间离开前往日本，航期约一个月。到达长崎港巨额暴利。此时期的南澳以其地理优势成为葡萄牙后，需等待10月或11月的季风才能返航，如果错人从马六甲到日本走私的航线中转站和贸易点，他过了季风期，则只能在来年2月或3月起航。离开们在此进行走私贸易活动及躲避明朝廷的追捕。推长崎返澳门时，船上装满了产自日本的银器、家测齐翀《南澳赋》中所述的“是以日本倭奴、西番具、屏风、漆器和剑。南澳便是这条澳门——南丑虏、猖獗凭陵，跳梁跋扈，据为巢穴”中的“西澳——漳州——厦门——小琉球——长崎航段中的番丑虏”指的就是葡萄牙人。因当时尚处于尼德兰一个贸易港口。每年根据季风期，葡萄牙人登岛搭革命发生之前，荷兰共和国尚未建立，西班牙人则建临时货物交易站与其他地区的交易商进行物物致力于北美大陆的开辟，这个时期通过海路至此的交易。

西方人仅有葡萄牙人。

明朝中后期，明政府逐渐意识到海禁政策的徒葡萄牙殖民者于1557年占据澳门，1570年占劳和执行困难，为遏制沿海官员与走私商人私通的据长崎，随后开通了澳门——日本的商业航线，南腐败行为以及打击沿海商盗的走私活动，并通过外澳由此成为葡萄牙人从马六甲或澳门至日本的重要贸税收维持军队开支。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港口，由是“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14]”。葡宗宣布解除海禁，并正式确立漳州为唯一合法的对萄牙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殖民贸易进行着资本主义发外贸易港口。每年逢信风期，大量商船从漳州月港展的原始积累。

发舶。距离月港仅百余海里的南澳自然也成为这条白银和丝绸是这条走私贸易航线上最主要的国际贸易航线中的一个重要贸易节点。

交易物。葡萄牙人的“黑船②”（葡语：Nau do 此条航线中的“汕头器”享誉中外。“汕头器”Trato）[15]于每年4月或5月从印度果阿起航，载指的是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产于福建满棉布、印度面料、水晶、玻璃制品、钟表和产自漳州地区一些民窑的外销瓷，以其出口地汕头而葡萄牙的葡萄酒等，航行约一个月后到达马六甲，得名。从各地考古发现的16世纪中后期的“汕头在此进行易货，将部分货物更换成香料、芳香木、

器”中，可看到一些关于欧洲航海元素的设计图

① 市舶司为宋、元、明时期中央政府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即古代的外贸机关。主要职能为外商船只

管理、货物征收、进口税征收等。

② 即克拉克船，葡萄牙殖民时代用于印度或澳门至日本航线货运载，也称为“银船”，“协约船”，由于其船体为黑色被日

本人称为“黑船”

③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广州每年夏冬两季定期举行集市，全国各地的商人带来货品在此供外国商人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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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类似葡萄牙商船克拉克船的图案、航海图、大鱼等。明朝中后期，葡萄牙商人成为“汕头器”的最大欧洲买家，他们用克拉克船将这些瓷器运至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各国出售。因此我们也可以从现在世界各地考古出土的“汕头器”中看到不同的风格纹样[16]。而南澳就是漳洲——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航线中葡萄牙克拉克船的必经之地。自此，南澳的名声随着葡萄牙人通过航海日志、航海地图以及口口相传等方式在欧洲航海家和贸易商中流传。当时欧洲很多重要的地图有专门标记出南澳，但均为闽南语谐音翻译，不同地图拼法不一，其葡语拼法有Lamo,Lamoa,Lamau,Lamão等，因葡语中ã发鼻音，Lamão与南澳的闽南语发音最为接近。此外，在当时一些西方人所著的东方游记或航海日志中也有涉及到在南澳的见闻，最为著名的应是葡萄牙人费尔南·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葡语游记《朝圣》（Peregrinação）[17]。在书中，平托数次提及其在东亚沿海航途中登陆南澳以及在岛上进行补给的经历，书中的南澳被拼写为“Lamau”。[18]级称为“不值得信赖的谎言”。五、南澳在世界贸易初期地位成因及影响南澳能够成为葡萄牙人航海贸易中的重要节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在“片板不许入海①”的明朝海禁时期率先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更与当时的政局时事紧密相关。综合来看，南澳能够在当时成为葡萄牙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参与到全球贸易活动中，其主要原因如下：1.区位因素。南澳地处闽粤咽喉之处，面海背山，孤悬于海上要津，海路通达，便于海商驻足通货，也利于当时葡萄牙走私商躲避沿岸明军的追击，以此为据点“广捕急则奔闽，闽捕急则奔广[19]。”2.战略因素。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于沿海要地设卫所②，但处于中外南北交通要冲的南澳却未受到重视，被弃于军事封锁线之外。明初开国将领汤和对南澳采取“弃地迁民”的政策，使得南澳为寇得所凭。齐翀在《南澳志》中如此评价南澳为明所弃的后果：“夫地能墟之而不能潴之民，徒则寇生，此不待智者而知其然矣。坐委其地利而资贼以天险，以倭之患所为与明相终始也[20]。”

3.政治因素。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力渐衰，明军实力已大不如前，边防政策由之前的积极进攻转为被动防守。可以说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贸易入侵占尽了天时地利。

海上贸易是当时沿海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南澳却成为一个繁荣的海上中转站和易货点，对粤闽沿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沿海贸易的发展。南澳作为海上互市和对外贸易节点，为沿岸手工作坊提供了外销渠道，刺

22费尔南·平托，1509年出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区域一个贫穷家庭。1539年他乘船至印度,随后在东亚海域包括中国沿海旅行。1569年至1578年间他把在东方的游历见闻著书《朝圣》。该书于平托去世36年后（1614）出版。《朝圣》是葡萄牙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书中描述了葡萄牙殖民者在东方的发现和征服历程，一反当时葡萄牙其他文学作品中对殖民者的美化和歌颂，而是把他们的形象用讽刺的手法塑造成为不择手段获取利润的“恶棍”，掳夺当地人财富运回国。因此，长期以来这部作品在葡萄牙并不受关注，甚至被当时的葡萄牙统治阶

① 明《朱纨传》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三：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

② 始于明太元时期，明军队实行卫所制，即军队组织设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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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历史激了民间经济的繁荣，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2.手工业的进步。大量的海外手工业品订单带动了沿海手工业作坊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手工业技术提升，使各类手工业制品远销海外，如明后期满载外销器的沉船“南澳一号”便是重要的见证。

3.农业商业化的发展。随着西方人的到来，交易物品种不断增多，这种需求规模的增长使闽粤沿海地区的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不再仅限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种植结构，出现了供应贸易市场的经济作物。

4.全球化的融入。南澳作为中外贸易的纽带，把闽粤沿海地区与世界市场相联系，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沿海人民也借助南澳接触到了来自亚欧大陆最西端的文化。

结语

葡萄牙的东亚航海贸易刺激，加速了南澳“海市”贸易活动的发展，使南澳成为东亚航线上的中转站和易货点，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随着航线开辟和贸易区域的迅速扩张，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商业经营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正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萌芽时期，这种变革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航线和贸易影响到南澳及周边区域。

借助于东亚航线，南澳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从隋、唐、宋时期的货船停靠点，转变为国际性的商品交易点和海上互市节点。明政府对于民间海外贸易的严厉禁止，导致民间贸易发展缓慢，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而此时独居一隅的南澳在商、盗、夷的民间私营贸易中卷入了全球贸易浪潮之中，比内陆地区更早、更深入地融入到国际贸易网络之中。经行南澳岛交易的商品种类也逐渐多样化，货物来源不再局限于中国大陆和东亚、东南亚地区，而是通过新航线运载至此的世界各地“诸番奇货”，如西欧的手工业制品，美洲大陆的蕃薯、土豆等农作物，南澳因此成了早期全球贸易市场的

一个重要组成节点。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这种交易以走私贸易的形式存在，但也对闽粤沿海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和规模化起到了助推作用，加速了海上市场经济的形成。

从积极的一面看，葡萄牙作为与中国首次海上接触的西方人，通过他们带动的中葡贸易，使西方世界更进一步认识中国沿海社会文化情况。葡萄牙航海先驱所著的与中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促进了中国儒道思想在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得到体现。南澳作为一个全球贸易节点，同样承担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功能，闽粤文化伴随着海上贸易活动传向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促进了中国文化对于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影响，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尤其是欧洲商人的新型贸易思维方式，在受到了兼容并包的潮汕文化接纳之后，成为近现代“潮商文化”开拓、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

南澳是古代中国在海外贸易历程中由盛转衰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现代南澳发展正面临着“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参与国际性竞争的政策机遇，虽然近代以来在对外贸易发展中逐渐黯淡下来，但是南澳仍然具备参与全球贸易的社会文化基因。未来发展南澳应该紧紧抓住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旅游业发展实现海防、海商等历史文化的传播，通过绿色能源和海洋产业建设成为绿色循环示范岛，落地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重大项目和节事活动，形成中国可持续海岛建设的“样板工程”，进而在全球贸易海岛中形成示范，在区域和政治层面形成影响，从而实现在新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参考文献：

[1] 南澳年鉴编撰委员会：《南澳年鉴2006》 [Z]，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7，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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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 郭子章：《潮中杂记》[M]卷五：请设南澳副总兵疏，第15页

（下转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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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emas e Fatos: Nau do Trato [EB/OL]. http://eve.fcsh.unl.pt/content.php?printconceito=1060,2019/6/25

[16]Dr. Eva Ströber :The Collection of Zhangzhou Ware at the Princessehof Museum, Leeuwarden, Netherlands [EB/OL], https://www.princessehof.nl/img/uploads/Zhangzhou_Research_0.pdf

[17]Pinto Fernão Mendes :Peregrinação [M] Lisboa: Europa-América, 3.ª edição, 1995

[18]胡宝柱， 肖文帅，普塔克:《明永乐至隆庆南澳的海上活动 附：早期葡文资料中的南澳岛》,《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1期，90-91页

[11]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M] Academia das Ciências de Lisboa，1848, Volumen II，p403

[19]（明）茅元仪：武备志 [M],卷二一三[20]同13，卷首，自序，第2页

40[6]（清）来如煜：洋防辑要 [M],卷八[7]José dos Santos Maia e Luís Couto Soares: Nos Mares Da China A Propósito da Chegada de Jorge Álvares, em 1513, [M], Impressão e Acabamento: ACD PRINT, S.A, 2016

[8]Armando Cortesão,Avelino Teixeira da Mota :Portugaliæ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M] Portugal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1987, Volumen I,image 95

[9]同8, Volumen III，image 270,284,306,307, 324,340

[10]Manuel Ollé Rodríguez：Estrategía Filipina Respecto a China:Alonso Sánchez y Domingo Salanzar en la Empresa de China(1581—1593)，[D] Barcelona,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