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歌研究》序

２００６年３月　南京帅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Ｍａｒ，，２００６　第ｌ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ｍ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１　《明代民歌研究》序　陈关林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７）　一部文学史即文学的通古变今史，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创新而　兴盛而发展的。《易・系辞上》云“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陆机以之观察文学通变，《文赋》　有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刘勰更在《文心雕龙》中立“通变”篇，专论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说　“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聘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学者、作者持此　种文学发展观者。代不乏人。清人叶燮在《原诗》中有更为深入的探讨，直言“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　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其所言在诗，而于文学　整体而言，亦可作如是观。元代已有人将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周德清《中原音韵》罗宗信序，开端　即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其所言“乐府”即元曲之时称。尤可注意者，此三者并举，乃　“世之共称”，而非罗氏一家之言。迨至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其序文更明白指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氏之书专为宋元戏曲而作，所以止于元，元以下则未曾论及。而焦循在《易余筲录》中则论及时代，有　云“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并拟“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　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可见具有文学　通变眼识的学者文人历代均有，但他们所见又并不一致。如焦循以“八股文”为明代之胜，而卓珂月辈则　认为“我明一绝”为民歌。黄河清序《续草堂诗余》之上方，有“明诗虽不废，然不过山人、纱帽两种应酬之　语，何足为振。夫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儿吴歌《挂枝儿》……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之语，所见之　胜，又不同于焦循。而近百年来，学者文人特重明代之传奇、小说，在诸多文学史著作中论及明代者，传　奇、／Ｊ、说颇占篇幅，而予八股、民歌之文字则不多。　明代传奇、小说之作，确实兴盛，超越前代，然而八股与民歌亦足以为明之“胜”——此所谓“胜”，乃　是指此二体至明代或定型成熟，或呈现异彩。八股制艺滥觞于唐宋，而定型成熟于明，其后由于反对科　举制度而连带否定八股制艺。八股制艺固有严重弊端，为人诟病，但李贽、袁宏道辈并未全然否定，无论　是文学演变观念或是文学批评标准，彼等都曾借鉴八股时文。犹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兄弟院校研究生　来舍问问学，不佞曾以小说、戏曲尤其是戏曲与八股并列阐说，认为八股制艺亦可研究，而当时顾及此者　尚不多见。后见报刊，当时问学人中有文论及。而笔者弟子中惟孔君庆茂，于上世纪末撰写博士论文，　则以八股制艺研究为题，渠所作颇得答辩委员之好评，惜至今尚未面世。　至于民歌，较之八股制艺更是源远流长，可谓人类自有生产活动之时即已产生，历代历朝无时不有，　但至明代而异彩纷呈。其实，明人有意识地引进民问文艺作为变革文人创作动力者不仅在民歌一体，即　如木刻图画也有此趋势，鲁迅有言，“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于诗笺，近乎雅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又说：“镂象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　。１８６・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降至明代，为用愈宏，　小说传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发，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采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　世。”（《集外集拾遗・北平笺谱序》）至于民间文艺不仅民歌，亦有木刻，促使文人创作大放异彩，何以在明　季特为突出，个中原因值得研究。周君玉波以数年之力，专就明季民歌作全面深入之研讨，实为一项极　具意义的工作。近日完稿，即将出版，嘱余为序，乃欣然为之。　玉波在撰写《明代民歌研究》博士论文之前，已对民间歌谣做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出版有《老民谣　老童谣老情歌》一书，其中插图又选自民间木刻版画，似已注意到明代民歌、木刻被文人看重的趋向。　而撰写博士论文时，又对《挂枝儿》、《山歌》、《风月锦囊》、《大明天下春》等十多种选本所辑民歌进行统　计，得出明季民歌约有二千首之数的结论。先做资料辑录工作，是学术研究的“正道”。在学术研究道路　上只有不畏艰难的人，才能攀登顶峰，并无终南捷径可循。玉波先行做好扎实的资料工作，进而方能对　明代民歌发生、发展脉络了然于胸，既纠正前贤之失误，又为一己之立论奠定基础。　玉波对明代民歌的论析甚有眼识，颇有足以称道者。例如在沈德符所记李崆峒、何大复、李开先诸　公“酷爱”民歌后，认为沈氏所记“最引起我们关注的”两点是“时间”和“空间”。其实，文学艺术的生成、　发展，离不开时代与地域。刘勰即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　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明人屠隆亦云：“诗之变随世递迁，天地有劫，　沧桑有改，而况诗乎？善论诗者，政不必区区以古绳今，各求其至可也。”（《鸿苞集》卷十七《论诗文》）这　说的是“时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矣。”明人胡震亨有记云：“余友姚叔祥尝语余云：“余行黄河，　始知‘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之为真景也。余家海上，每客过，闻海唑声必怪问，进海味有疑　而不下箸者，盖知‘潮声偏惧初来客，海味惟甘久住人’二语之确切。”这说的是“空间”。从这两则论述，　可知地域对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影响。不仅我国学者文人注意于此，海外学者亦有论及此者，如法国文　学史家泰纳，在其名著《英国文学史》序育中就将“种族”、“时代”、“环境”作为制约文学创作的三因素。　自来研究文学史者，无不重视时代变迁对于创作之重大影响，论唐诗则划初、盛、中、晚四期，论宋词则有　北宋、南宋之分。明代王元美论及西汉以降诗文格调的变迁，有云“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　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且　不论世贞之评的当与否，其就时代变迁论述诗文得失之眼识是可取的。以地域不同论述创作之差异，自　来即有，而明清更众，论戏曲有临川、吴江，论诗文有公安、竞陵，论词则有云间、常州等，都强调“贵得本　地风光”（刘熙载《词概》）。沿袭这一传统，近世乃有文学地理学之拓展。玉波贤弟以时间为经、以空间　为纬，论述明代民歌之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地域的风格，令人叹服其识见。　明代民歌与晚明文人创作特别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之关系，也是玉波所着重考察的问题。这其实　是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关系问题在明代阶段的具体表现。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　须明确如今所见的明代民歌，已非民歌元典，而是或多或少地经过文人加工方始能留传至今，已经在某　种程度上失去原生态。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早就指出，“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　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即如“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　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当然，“这　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且介亭杂文》）。玉波也精辟地指出，　“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形式的那么多民歌，尽管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却已经沾染了人工的痕迹”，“所　谓完全原生态的民歌，只能是凭空臆想的产物”。同时，玉波也指出事物的另一面，即“由于人天性中存　在的对自由和真情的向往，却让民歌以另外一种形式顽强地生存、延续下来，并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民歌何以能延续的原因，暂可不论，玉波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则是值得首肯的。此外，　・　１８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玉波考察李东阳、李梦阳、袁宏道对于民歌的态度有所差异后指出，他们在重视民歌并取民歌之精髓以　充盈文人创作血脉的精神方面，则有共通之处，此论颇是。　玉波此著意图杂采众多方法考察明代民歌，但并不放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基本理论，认为　“尽管这种含有社会历史批评意味的方法已经受到了诸多理论的挑战，但实践证明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和使用价值”，也颇有见地。如果仅简单地以社会批评方法来考察复杂的文学现象当然是不够的，　但舍弃这一基本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总之，玉波此著是当代学者研究明代民歌的专著。他在论文中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此言诚是。泰纳在《艺术哲学》中亦言：“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　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玉波的博士论文正是新时代的新论著，而且如此分量的专论明代民　歌的著作前此尚未曾见有。　玉波随我攻读硕士，于１９９４年取得学位后，便行工作。世纪之初，有攻读博士之意，但我已不再招　收博士，乃转荐他去报考陈君书录。书录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毕业留校工作，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　至今往还已三十年，颇有可记之事。当年学报复刊，缺少专职编辑，乃由中文系派教师兼任，半年为期，　轮换任职，并不脱离教研室。我在兼职期间曾向主编建议，选刊一些新留校任教者的文章，于是书录论　析屈原的文章方得以刊出，从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触。后来书录报考吴调公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　硕士生。调公先生共招了两届，１９８４级为王恺、陆永工二君，１９８７级为书录、小康还有张节末三君。当　年指导完一届方可招收下一届，玉波随我攻硕时亦如此，不若近年可连年招生。承调公先生不以葑菲见　弃，两届研究生答辩会均邀不佞参加。书录君论文为探讨明代七子言论的变异性，而小康的论文则为研　究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书录君于１９９１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９５年晋升正教授，我都参与评审，均获通过。　高小康君也如此，后又随我攻博，取得学位后旋即成为博导，近年应中山大学特聘去南方工作。书录君　与陈少松君曾于１９９４年共同协助我指导八名硕士生，因其时我尚有三届八名博士生，应付不暇。尔后，　书录君也单独招收硕士生，在上世纪末更进而招收博士生。这八名硕士生中的郦波、刘勇刚，由我推荐　应试成为书录君首届博士生，而早于郦、刘取得硕士学位的玉波贤弟，反成为书录君第三届博士生。如　此前后错杂的师生关系，正是学位教育蓬勃发展的反映。　犹记往年程千帆先生为其弟子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作序时，言及在“非罪获谴时”，“故人多绝　往还”，“每诵张芸叟‘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及‘传语风光好流转，莫将桃李任意栽’诸句，辄　为陨涕”，而吴君志达“犹存师弟之谊”，因此乃“牵连及此，亦欲讽末俗”云云，读之令人慨叹。芸叟诗乃　为哀王安石而作，其后，荆公重得朝廷重视，那些“讳道是门生”的学士们又纷纷“复称公门人”，据宋人笔　记所记，有无名子将芸叟诗所云“人人讳道是门生”改为“人人却道是门生”。此种“末俗”至今也未曾根　绝，亦有年青学子，入学之初，声声恩师，及至获得学位，则渐行渐远，师弟之情Ｅｌ趋淡薄，甚至反目，对簿　公堂，报章时有报道。而玉波贤弟却不如此，十余年来，执弟子之礼始终不衰。或只身来访，谈文论艺，　颇得切磋之乐；或举家来聚，则欢声笑语充盈，俨如家人。师弟之情，久而弥笃，诚为难能。因此，不佞乃　仿效千帆先生为吴书作序，也“牵连及此”，以之作为盛世“师弟之谊”的写照。　甲申冬至于清凉山畔　责任编辑：启煜　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ｅｎ　Ｍｅｉｌｉｎ　・１８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