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作者：吴婉霞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3期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险恶的政治现实、活跃的时代思潮等因素促使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异常繁荣。多部文学论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进入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音”的呼吁，二是批评家的自觉，三是批评方法的自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48-03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①因为从曹丕开始，“追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思的过程，文笔的区别，文理的探求，文作的详义，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②这一时期，以曹丕《典论·论文》为首的文学批评专著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进入自觉的时代，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出现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 （一）文学自身的发展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是在先秦两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但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著作，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诗教观”，即所谓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摆脱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使文学逐渐独立于经史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而《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著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二）险恶的政治现实和活跃的时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动的特殊背景下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安宁稳定的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之人皆用。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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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活跃通脱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魏晋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文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杨修、孔融的被杀，使文人“噤若寒蝉”；嵇康虽然小心谨慎，也未逃脱被杀的下场；阮籍一生看似洒脱，实则只是明哲保身。汉魏道学、佛学的广泛传播和晋代玄学的盛行，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变化的社会表现形式。知识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讨道学、佛学、玄学和文学。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对人的品藻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但它不再是汉末对人的道德、操守、气节等的品评，而是对人的才情、气质、格调等内在精神的品评，这种人伦品藻对品评文学作品起了催化作用，也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三）曹氏父子的推动作用

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曹操将他们搜罗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曹操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和曹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集团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自然会受曹氏父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恰好契合了当时文学品评的思想潮流，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文学观念、创作风气都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自觉意识的表现 （一）“知音”的呼吁

先秦两汉之际把文学视为文化现象，批评所注目的是文本的社会意义、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汉魏时期才性论批评出现，批评者与作者的关系便显得突出。同一作家的作品可以为甲欣赏而为乙所不满，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沉埋，而在另一段时间内流行，这就是作家作品能否遇到知音的问题。知音问题是启导人们思考批评方法的重要契机。

“知音”一词首见于《礼记·乐记》：“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汉末魏初士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已相当高，独立的文学观念更明确，人们以善写文章为荣，相互间的品评大量出现，而品评中随意褒贬、无所准的现象也多了起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所谓“文人相轻”，并不是说比之社会上各界人物文人的品行特别差，而是由于文学批评的复杂性造成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而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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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于不擅长的文体、对不同的创作风格缺乏理解，于是必然造成“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相互间缺乏“知音”。

作家相互间的品评是汉魏之际文学批评有长足进展的重要原因。曹植《与杨德祖书》谈及当时文人间的评议：“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这是曹丕所说的“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又云：“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曹植对相互间的评议十分认真，毫无虚假的敷衍，认为如果称赞了不该称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贬低了自己。此外他们还指摘利病，相互修改文章。

曹丕、曹植都是从创作者角度切入文学批评，故强调批评者暗于自见，不能正确对待他人，于是造成不知音的现象。晋代葛洪则有所不同，葛洪是从文艺欣赏角度切入文学批评的。他强调艺术作品之美有不同层次，悦目适心的俗乐因近乎人情，易于得到人们的欣赏；而高雅深沉的曲调，便鲜有知其美者。 （二）批评家的自觉

批评家的自觉在文论发展的前阶段主要表现为意图超越一般作者的身份。超越一般读者的身份，克服其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而追求一客观的、稳定的、可操作的批评标准。这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已有所表现。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文人相轻”的问题，表明他有意识要超越一般写作者的身份。在此不妨分析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著述的写作状况，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谈及有关创作的事宜。如傅玄《七谟序》《连珠序》，都在序中写明文体的渊源、风格特征，以至涉及对同一体裁前人作品的评价，其目的是说明所作的文章，其体裁是规范的、雅正的，若有所创新，也是合理的。又如张华《鹪鹩赋》云：“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表明作赋有所寄托。庾亮《感物赋》：“辞存丽而去秽，旨既雅而能通。”对赋体的文辞与意旨提出自己的理想标准。此外，如陆云《与兄平原书》数十通，讨论面甚广，涉及写作中题材的选定、作品的修改、风格的要求等等，也都是创作前后的零星感想，并无作文学批评的主观意图。

其二，作家指导写作。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目自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王微《与从弟僧绰书》：“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张融《门律自序》：“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这些都是以文章家的身份教育子弟如何写文章，主要是谈个人创作的心得体会。其他如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王筠《与诸儿书》等也属这一类。 其三，作家总结写作的规律、原理。如陆机的《文赋》，沈约的声律论。前一类只是作家本人写作的体会，此则是总结大量文学现象后深入思索，所得出的规律性的结论，其理论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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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较前一类为高。陆机之作《文赋》，自叙大旨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得其用心，夫放心遣辞，良多变矣，妍嗤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其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可见陆机一直在认真地探索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过程及创作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分析，这样才完成了由作家之谈个人体会到批评家之论创作的超越。

其四，文坛领袖总括地评价作家作品，并规范创作风尚，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的中心在上层贵族，文坛领袖往往由皇室的好文者承担。曹丕历评建安诸子，提出“审己度人”，不要“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批评原则，及诗赋等四种文体不同的批评标准，可谓首开此风。其后萧梁时期萧统兄弟诸人最为突出，由于萧氏兄弟的特殊地位及其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与擅长，促成了他们对文学批评的重视，意图确立准则，历评诸家，借以引导文学创作的风尚。

其五，子、史著作家评述文学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子、史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因为前此的先秦两汉时期文与史融而未分，其时的子、史著作偶然论文，文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如《淮南子》对审美有许多极精僻的见解，都是针对音乐谈的，并非直接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文、笔区分的讨论，人们的文学观念越来越明确，因此子、史著作论及文学时内涵都比较清楚，均为直接的文学批评。而比之于一般作家论文，他们的态度又是客观的，即超越了作家个人之谈心得体会，超越了一般读者谈阅读感受，能统观全局，纵览古今，进行分析评价，因而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其六，批评家的专著。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以及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称之为批评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全面思考、研究后产生的，而不是作家或读者的随感。而且他们的著作不涉及其他，只专注于文学或文学的某一方面，因而与子学家、史学家因广泛研究社会、历史现象而涉及文学有不同。而且他们不具有如曹丕或萧氏兄弟那样王者之尊的地位，能居高临下地俯视文坛，他们只是文坛中的普通成员，因喜爱文学而评论文学，并以之为进行文学批评的首要目的。

以上六种类型大致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疏离了教化论批评之后，文学批评如何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 （三）批评方法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方法的自觉主要表现为对某种批评规范的追求，这与当时批评家的自觉是一致的。批评家的自觉要克服以一般作者或读者的身份进行品评的片面性与随意性，也必然地追求某种规范的批评准则。

对方法的认识或追求，魏晋与两汉不同。两汉论文大多是在儒家诗经学的基础上展开，其批评的准则是明确的，即风雅比兴之旨，委婉讽谕之义。因此其方法必然是“依经立义”，即按照儒家的伦理教化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譬如评《离骚》、评汉赋，均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以才性论为本，核心问题是指导创作，品藻优劣。一方面肯定“文以气为主”，“各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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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其异如面”风格不妨多种多样；一方面又必须提倡某种规范，使创作和品鉴都能有所准的。

研究创作的规范是文学批评的创作论，研究品鉴的规范则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创作论中有批评方法，但这类批评方法比较隐蔽，古人虽加应用，却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识。品鉴论则不同，如文人相轻、是古非今、信口雌黄等现象均属品鉴，其弊端，人们早已觉察。因此，品鉴的方法论最早为人们认识，自曹丕起，葛洪、萧纲、萧绎、钟嵘等无不加以讨论。而对这二者进行全面总结的则是刘勰。他对前人论文之作都表示不满，整部《文心雕龙》是一文章学的著作，以创作论为主线，其他作家作品的评价、品藻均为其论述创作服务，最终则确立一完整的创作方法的规范，以此指导文人的创作。 —————————— 注 释：

①②鲁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82. 参考文献：

〔1〕王艳中.中国古代文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社，2009. 〔2〕丁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M].岳麓书社，2010.

〔3〕李小红.魏晋作家创作心态研究[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