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
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学史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当前,有关“民国文学”的讨论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出现了一些焦点性的理由,比如,“民国文学”会不会或有没有必要取代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理由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陈富康教授于1999年提出,主张传统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称应该“退休”,取而代之以中华民国文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2003年吉林大学的张福贵教授认为“‘现代文学’的称谓必定被取消而最终被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论者用将来时态,显得非常自信。还有关于“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理由,“民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有着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作用概念?张福贵教授将之定性为“时间概念”,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从作用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以时间的中性立场来淡化既往文学史命名的政治倾向性;更有论者直接将“民国文学”数字化,明确标示“民国文学”的始终时间为1912-1949,准确到从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天直到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覆灭的最后一天;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教授则在张福贵教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它(民国文学)不仅是时间的概念,同样也属于作用的概念,那种不能为‘新文学’、‘现代文学’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表达的作用概念”,突出“民国文学”概念的巨大包容性。还有就是关于“民国文学”研究中的“民国机制”理由,这是李怡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并躬身力行的研究课题,得到了广大学界同人的认可与支持。在这些理由当中,本人对于“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持有不同认识,并认为“民国文学”的属性又决定着对另外几个理由的认识。在我看来,“民国文学”绝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的政治现实背景下出现的有着特定政治倾向性的作用概念。这个概念是“重写文学史”大潮的延续,它的提出,为已经过于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对这个概念,我们既要肯定它积极的学术作用,但也不要过于美化它。 一、文学史叙述中的政治视角
文学史属于史学的一种,而任何一种史学叙述都难以逃避政治的规约。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著名的革命性的史学论断应用到文学史叙述上,同样适用。
“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延续。“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迎来了历史新时期,
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一时学者云集,名家荟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观念主张,并出版了众多的风格各异的文学史专著和教材。从精神层面来讲,“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显然是对既往文学史叙述中左倾政治思想的反驳,还学术研究以客观、公正的本来面目。文学与政治之间历来难解难分,蔓延到学术研究领域,对文学发展演变进行叙述、整理的文学史编写,也自然难脱政治的影响。福柯认为,在权力社会里,对话语的掌握即是权力的体现。在意识形态无所不及的当代社会,任何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其实质都是一种“权力”,都是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的直接或间接体现。文学史叙述中同样有着特定的政治话语权,只是不同时期表现程度强弱而已。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强势的政治话语对文学史叙述形成了全面的限制,古代文学史如此,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现实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更是如此。以当时出现的几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为例,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及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等,都留有那个时代鲜明的政治印迹。陈思和教授在回顾总结这段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时,沉重地指出“其政治对学术的制约是相当明显的。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指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化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的学术事实。如果说,这是由于特定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所致,那么,在同时期以自由民主标榜的美国,情形也差不多。1961年,美籍华人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海外第一本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专门体裁研究的史学专著,自述其研究动机受意识形态影响,并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夏志清秉承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评的策略细读文本,自称一切从文本出发,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解读,充满了政治敌对的眼光。1963年,捷克的汉学家普实克就此曾对其予以批评:“只要读一下此书的章节标题,什么“左翼和独立派”“共产主义小说”“谨从、违抗、成就”等等,就足以看出,夏志清用以评价和划分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艺术标准。”普实克进而批评夏志清“在谈到丁玲及一般左翼作家时怀有恶毒的敌意”。这种中外的文学事实表明,身处政治化的社会现实中,那种所谓独立的纯粹的文学史叙述,只能是一种文人的天真想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日渐减小,文学的自
主意识增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就孕育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写文学史”的实质,其实就是去政治化,用源于文学自身的历史的美学的观点来发掘以往被政治所遮蔽的那部分文学史的真实。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力量超前稳固和强大的当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文学史叙述谈何容易。以“重写文学史”大潮中出现的几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为例,在与政治的关系上走的都是一个逻辑怪圈:以学术中立姿态自居的,往往胎死腹中;而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却大行其道。
我们先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这是“重写文学史”大潮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学史主张。1985年,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联名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张。有感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人为割裂和过于外露的政治理念,三位论者以历史纪元的方式,从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出发,以“启蒙现代性”作为核心价值理念,将20世纪以来近百年间中国发生的文学事实视为一个整体。在对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格局普遍质疑的学术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既弥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人为割裂,又突破了政治对文学的拘囿,使文学史研究回归学术本身,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个概念很快就遭到人们的质疑,有人指责这个概念内涵混沌不清,无法准确地界定“启蒙”和“现代”的内涵;有人指责这个概念在时间表达上笼统,无法准确地区分晚清近代文学、传统的现代文学和政治化的当代文学,以及世纪末文学乃至紧随其后其时尚未出现的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差异,就连提出者本人最后也疑虑重重地放弃了它。那么,真的是这个概念存在如此多的缺陷吗?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zbjy.提供,.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zbjy.提供,.这样的论述,摆正了“民国文学”研究与其他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列互补,而非取而代之。就算身处民国语境下的台湾学界,迄今为止,也没有主张用“民国文学”来取代“现代文学”,依然采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体制,何况身处共和国政治文化语境大陆的我们?所以,提出“民国文学”时间概念论者,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意在摆脱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的政治干扰,还学术以自由、公正,但理由在于,良好的愿望并不等同于美好的现实,更不能说为了良好的愿望而无视现实。在我看来,将“民国文学”视为“时间概念”这个学术愿望在将来应该成为可能,并希望成为可能,只是前提条件是,“民国”这个概念必须真正成为历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两岸分治状态。
三、“民国文学”概念 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论
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学史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提出的作用及局限性
所以,“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同“共和国文学”或“新中国文学”等概念一样,有着天然的政治属性。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其政治理念的认同。也不是如过去那样,对其不加分辨地予以批判。而只是说,在当前比较宽松的政治语境下,在现行政治许可的范围内,我们要尽可能地淡化其身上的政治色彩,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学术中立。
那么,“民国文学”的政治属性体现在哪些地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内容上的政治属性。“民国文学”因与“民国”这个实际政体相关联,在内容表现上必定会涉及民国的政体制度,包括法律、教育、经济、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律令。由于中华民国是中国真正作用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少在形式上具备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政治制度,尽管这些律令制度在现实中经常遭到阻挠破坏,但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鲁迅作品《离婚》中的爱姑,如果不是在民国婚姻自由的制度下,而是处在像杜丽娘等所处的那种封建社会语境下,一个普通的村姑,怎么敢提出离婚呢?同样还是鲁迅的忆旧作品《范爱农》中,军阀王金发用手枪子弹威胁那些拿了他的钱又骂他的杂志青年,但最终什么也不敢做,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新闻出版制度的实际影响。这些都是对民国制度层面的表现,有着自然的政治属性。但是,民国政权又穷凶极恶,混乱不堪,这就导致了“民国文学”在内容反映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社会黑暗,民生凋蔽,人民穷苦不堪,而这一点,正是那些美化民国、美化国民党政权论者所不愿意提及的。在“民国文学”视野下,我们不仅要研究民国的政治制度对文学的影响,更要看到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的民国现实。毕竟,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不是对政治制度的表现。二是评价上的政治倾向性。民国历史文化过去长时间地被封禁,是由于政治敌对的理由;现在掀起热潮,同样也是由于政治的理由,只不过现在不是敌对,而是共同利益驱动下的协和。“民国文学”内容上的政治指涉必定决定价值评判上的政治倾向性。无论是过去的全盘否定,还是现在的肯定加批判,甚至无原则的美化,都表明了一种政治倾向性。从根本上来讲,客观、中性的文学史叙述根本就不存在,而文学史一旦被叙述,其实就包含了判断,就会体现出叙述立场和价值倾向性。三是表现和评价的政治尺度理由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由写论文的
好帮手.zbjy.提供,.。“民国文学”是对大陆主流文学史的“去蔽”,发掘那些因政治理由所埋没的民国历史文化。但这种发掘,显然存在一个“度”的理由,哪些可以发掘,哪些暂时不能发掘,都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制约。同样,对它们的评价,也是如此。目前对民国历史文化的发掘,显然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在政治许可范围内的一部分。在对民国文学进行历史叙述时,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民国文学的整理,显然存在着一个政治尺度的理由。还有多少的民国历史文化、敏感的民国事件及重要的人物资料,还处于历史尘封状态,有的还属于国家机密。而陆续解密的民国资料,正在一步步地修正我们对民国的认识。这种情况下的民国文学史叙述,又怎么能脱离政治色彩呢?
承认“民国文学”的政治属性,但又不为现实的政治因素所累,这是我们所应有的对“民国文学”的态度。秉持这样的态度,可以看到,“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着巨大的学术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空间的开拓。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植入,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但这种开拓,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样‘现代文学’就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成为可以包罗万象的时间容器,既可以接纳五四新文学,又可以包容以鸳鸯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同时也不遮蔽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旧派文学的诗词格律、日伪沦陷区的汉奸文学、日常生活文学都可以在‘民国文学’的时间框架下找到存在的位置,而不致以遭受被放逐的命运。”对此,李怡予以质问,“然而,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种历史叙述模式:没有思想倾向,没有主观性,可以包罗万象?甚至我们还会追问:需要有包罗万象的文学史吗?”并进而指出,“实际上,一直都有学者提出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与新文学并驾齐驱的理由,呼吁了很多年,文学史著作也越出越多,但仍然没有发现有这么一种新旧杂糅、并驾齐驱的著作问世。为什么呢?因为两者实在很难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基础不一样,判断标准不一样。”从而有力驳斥了那种无原则地将“民国文学”当成历史大垃圾桶的“时间概念”论。那么,“民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体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主要是可以发掘那些因为政治理由长期被“遮蔽”的与文学相关的民国制度、民国历史、文化、现实和重要人物资料,甚至涉及到一些民国机密,发掘它们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政治缓和时代学术研究空间的开拓,但绝不是开创,因为这些文学空间早就存在,只是由于政治理由长期被尘封而已。在这方面,社科院秦弓先生发掘出了大量的民国文学史料,就是有力的凭证。
二是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在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文学史叙述长期受革命/反革命、先进/落后、正确,错误、进步饭动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制约,显得僵化武断。“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纠正这种狭隘、偏激的叙述立场,尽可能地做到辩证、客观。比如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在大陆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视域中,张爱玲的那些表现民国没落女性和世俗风情的小说被斥为腐朽、没落、小资情调,长期受贬斥;而在民国文学视角下,这些小说却被视为体现民国风情和民国女性命运的深刻之作,具有极高的审美作用,在海内外获得高度的评价。类似的还有师陀的《结婚》《马兰》《无望村的馆主》等以民国为背景的作品,都不是我们能够用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能够解读的。而把他们放在民国文学的视野下,这些作品则会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呈现出特别的认识和审美作用。这也正是这些作家和作品在政治意识影响的时代长期遭受冷遇的理由。
三是“民国文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反馈作用。一般而言,文学研究往往只具有认识价值和精神交流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文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具有政治沟通功能,体现为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对“民国文学”的研究,在台海两岸的政治交流中,同样会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事实往往是当正面的政治交流出现障碍时,民间的、文化的和学术的交流就会起到缓解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这在国际政治交往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目前,在台海两岸,官方的正面接触几乎绝缘,但民间各种经济的、文化的、学术的交流从未中断,谁能否认和忽略这种民间的交流对于两岸政治的反馈作用呢?“民国文学”研究在学术的层面上,起到的就是这种政治润滑剂的作用。这在当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从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来讲,这种政治沟通功能,就是“民国文学”研究最大的作用,一种学术研究自身之外的社会作用。
但是,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概念一样,“民国文学”概念也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局部性的文学史概念,无法统摄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民国文学”突出的是其民国的政治和文化属性,但由于民国时期中央集权能力并不强,政局动荡,国家四分五裂,这就导致在那段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学并非都具有民国属性。比如,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用“民国文学”视域来概括就会比较勉强和牵强。同样,左翼革命文学之中虽有民国因素,但如果仅从“民国视角”来概括,同样会削足适履。二是这个概念沿袭的仍然是一种政治化的学术思路,没有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学术突破。虽然一些学者信誓旦旦地将其视为纯学术化的中性概念,但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从历史的、
学术的,还是现实的层面来看,恐怕很难做到。
所以,对待“民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既要从学术的角度来对待它,发掘那些被 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学史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的政治倾向性,以及这种研究对两岸政治现实的文化传导功用。同时,对“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对待“民国文学”。 (责任编辑:孟春蕊)123
以往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与“民国机制”相关的文学史内容,又不要忽略它的政治属性,要认清这个概念出现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化的学术内涵,要认识到在这种视角下的研究所必定会体现出的政治倾向性,以及这种研究对两岸政治现实的文化传导功用。同时,对“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对待“民国文学”。 (责任编辑:孟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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