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要说明《春秋》和《左传》的关系。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西汉时代初无此名。司马迁作《史记》说鲁君子左邱明“成《左氏春秋》”，河间献王立左氏春秋博士，他们都称此书为《左氏春秋》。两汉之际左氏一再立于学官，班固作《汉书》乃有“《春秋左氏传》”之称，意即《春秋》为经，《左传》为接《春秋》经而作。
《左传》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记载，所以自古有《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其实正如桓谭《新论》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后人好言《春秋》书法，若无左氏详载其事，桓谭以为圣人闭目深思十年不能知的道理，后人也无法读知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左传》应是以《春秋》为纲领，按年编写春秋时期的历史。此外，《左传》也保存了春秋以前相传的古史旧说。除了《春秋》经之外，《左传》作者可能参用当时存在的《周志》、《周制》、《周秩官》、《周书》、《郑书》、《商书》、《夏书》、《夏训》、楚史倚相所能读的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书、各国史书、《国语》、《穆天子传》等等，比《春秋》本身丰富的多。
二、简要说一说《春秋》三传的不同。
《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氏传》传说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公羊传》成书稍晚，据说是“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穀梁传》的作者据说是鲁人穀梁喜。
1、从体例、内容而言，三传是有区别的，分为两类：
《左氏传》详于记事，少有议论，称为“记载之传”、“史传”，主要是记叙说明《春秋》中人物事件的史实或未曾提及的有关内容。其引用经文比《春秋》多出两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为止；记事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超出《春秋》十三年。《左氏传》用古文写成，因此属于古文经学。
《公羊传》和《穀梁传》则长于解义，少有记叙，称为“训诂之传”、“经传”，主要是用问答的方式，层层解释，阐发经义，其涉及年份与《春秋》完全一致。《公羊传》和《穀梁传》用今文写成，因此属于今文经学。《春秋三传》本来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互不相属，各自成书，后来才将传文分别附属于经文之后，形成现在经传合一的格局。
2、就《春秋》三传的成书次第和来源而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所说次第后世大致认可，而来源则未必可信。
三、简要说一说左邱明与《左传》《国语》的关系。
《左传》相传为左邱明作。左邱明大约与孔子同时。寻绎《论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之意，后人以左邱明为孔子弟子是不足信的。
《国语》和《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姊妹篇。韦昭《国语解·序》以《左传》为《春秋》内传而以《国语》为《春秋》外传，虽然不很恰当，但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邱明的传诵。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这
犹如《公羊》《穀梁》写定于汉初而此两书仍说是公羊高、穀梁赤所作。司马迁说：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又说“左邱失明，厥有《国语》”，他把此两书的作者都归之于左邱明，在传授的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
《国语》中《周语》、《鲁语》、《楚语》，《左传》都有所徵引，而引用《晋语》尤多。《左传》引用《国语》，往往经过删节润色，言简而意赅，都有改动迹象可寻，即有所增补，删节也比增补为多。
四、简述《左传》编写成书的历史背景。
孔子博学多能，对于历史他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的。孔子对于西周以来的历史知识是非是非常渊博的，《论语》、《左传》所载有关当时的历史问题以及人物评价，皆成为孔门经常讲习的重要内容。他对于春秋时代礼乐征伐所自出，陪臣执国柄，晋铸刑鼎，子产政绩，皆有所论列，而对于管仲的评价，更不厌其烦地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孔子殁后，孔子遗教有了《春秋》这样一部编年史作为说明，那就更为系统、更为深切蓍明了。
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七二二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五八一年，前后二百四十余年，都是战国时代的人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近现代史。当时所存的重要史料，除了《春秋经》以外，还有大量珍贵的口头文献流传于乐官中，由瞽蒙以传诵的方式保存下来。孔子弟子当鲁国礼坏乐崩典籍散亡之时，与太史乐官同时去国，他们从太史接受《春秋》，也从乐官接受这些珍贵的口头文献，这就为《左传》编写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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