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研究

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研究

2 张爱玲作品中异国形象的塑造的视角

2.1 基于本土视角的异国形象塑造

张爱玲作品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在其所生活的上海与香港两个地区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与事物的描述。而张爱玲作品中的本土形象则是基于上海与香港两个区域范围内的中华文明的描述。从异国形象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异国形象对本土形象的态度一直带有较强的扩张性与侵略性。而从本土视角来看，本土形象在接纳异国形象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复杂与暧昧的态度。从形象学角度来看，本土形象对于异国形象的接纳过程，实质上就是自我认知与接受他者的过程。在异国形象的黑暗笼罩下，本土形象必然会向往更为光明的世界，对于当时的上海与香港来讲，城中高墙大院内是阴暗落后的旧中国，高墙大院外却是如梦如幻的新世界。而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人对于新的文明世界的幻想，是在本土视角的基础上，对异国形象的想象与期望[1]。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创作的《五四遗事》就是关于本土视角下异国形象方面的短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并未将故事发生地设定为香港或上海，而是选择了杭州。同时该篇小说中也并未刻意涉及到外国人物，但从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来看，张爱玲在初期是采用英文来进行该作品创作的，当时的她正在美国生活，从这篇小说的写作目的来看，该作品故事的阅读对象主要英文读者群体。《五四遗事》讲述的是中国人在新旧文化以及新旧婚恋观念之间矛盾挣扎的故事，这个“新”是指新的文明秩序以及风俗礼仪，实质上契合了异国文明与文化内涵，而这个“旧”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明。

张爱玲作品《五四遗事》，主要讲述了青年罗文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所经历的起伏不定的情感与婚姻历程。罗文涛为了能够与新女性密斯范步入婚姻殿堂，花了六年时间与原妻张氏离婚，但发现密斯范与他人相亲之后，罗文涛愤慨之下与密斯范分手，并在短时间内迎娶大家闺秀王小姐为妻[2]。不过，在罗文涛朋友的安排下，他和密斯范再次相见，陷入旧情无法自拔。然后又耗费了五年时间与第二任妻子离了婚，并实现了与密斯范结为夫妻的愿望。但在两人结婚之后，密斯范现出原形，形象邋遢并且较为懒惰，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最后，罗文涛在亲戚的规劝之下，先后将前两任妻子接回到家中，实现了大团圆。小说主人公罗文涛试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主要动力，就是对新的文明秩序以及风俗礼仪的强烈向往之心。

张爱玲将这篇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24年的杭州，实质上在五年之前中国就发生了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也已经进行了十年左右，中国很多青年已经普遍受到新思潮的深刻影响。当时大量近现代文学作品都发挥着启蒙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作用，这促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包办婚姻存在极大不满，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自身生活的自主权，因此爱情便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反抗婚姻的有力武[3]

器。爱情与婚姻属于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们更是将追求自由恋爱与个性解放当做一种潮流时尚。

从表面上看，《五四遗事》的男主人公罗文涛与女主人公密斯范都受到了新思潮的熏陶，敢于追求婚恋自由。但从故事中各种矛盾的处理方式来看，两人细微的心态变化则将其真实思想观念有效体现出来。在此过程中，罗文涛的思想行

为值得推敲。例如，在处理与第一任妻子张氏的离婚事宜中，罗文涛只是通过一个亲戚替他与家中沟通，同时还通过律师给张氏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而该作品对张氏的描述较少，读者通过张氏表达内心愤懑之情的那句“我犯了七出之条哪一条？”，可以推断出张氏文化水平并不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妇女形象，这与罗文涛追求自由与爱情的新思想、新观念存在一定冲突[4]。因此，罗文涛在处理离婚事宜的过程中，并未采取实质性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为自由和爱情的斗争。她所追求的自由爱情，以及为爱情所做出的“斗争”，仍然局限在传统才子佳人的故事，只是时代发生了变迁，是罗文涛的一种自我幻想，最后的大团员结局，算是终结了这种幻想。

从实质上看，罗文涛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与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言人。同时，女主人公密斯范实质上也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对她来讲，在杭州西湖中泛舟读诗象征着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只是她想通过罗文涛来实现自己对此类生活的幻想，于是她迫切希望能够与罗文涛缔结婚姻。所以，“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

《封锁》中的女主人公翠远与密斯范一样，都存在较强的崇洋心理，她的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全部效仿西式文化，“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就算如此，翠远还一直为自己没有到国外留过学耿耿于怀，竟然产生一种自卑心理，感觉学校中的同事与学生都轻视自己[5]。《创世纪》中的潆珠也存在这样的心理，为了维持家人开销，她在一家药店做售货员，这是平常之事，但她始终认为作为一个淑女不宜在外抛头露面工作，因此她借口学习洋文，告诉亲朋“我做事那个地方是外国人开的，我帮他们翻译，练习练习英文也好，老待在家里，我那点英文全要忘了！他们还有个打字机，让我学着打字，我想着倒也还值得。”

不管是翠远对自身的刻意要求，还是潆珠为工作寻找的借口，都深刻揭示了当时国人心中所想：与异国相关的所有事物都比中国本土事物要更加高等，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崇洋的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基于本土视角对异国形象的集体想象。哲学家保尔利科认为，异国形象更加侧重于相异性，如果将这种相异性想象成一个基于本土理想的新社会，其实质就是乌托邦,他提醒到“从形象为建立一个彻底相异性而背离自身文化概念的意义上，这是一个颠覆性形象……冒着将他者理想化的危险”。而在张爱玲作品《五四遗事》中，男主人公罗文涛与女主人公密斯范所追求的新的文明秩序以及风俗礼仪，可以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形象。

乌托邦形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国人对西方文明还没有深刻认知，只是在远远观察之后对西方文明的表面性的想象，进而从心里层面将西方文明提升到不可企及的高度。而在各种客观与主观因素的影响下，这种远观与想象必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出入。比如当时的国人对于西方国家强大的实力较为陌生，也因此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新鲜感等。所以，基于本土角度所想象出的异国形象，与真正的西方社会肯定具有一定差异。张爱玲就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种想象与自己塑造的异国形象进行了融合对比，体现出一种较大的落差。

例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主人公阿小，由于在哥尔达家中做女佣，因此对哥尔达的实际生活情况了解颇深，她始终认为哥尔达是一个作风不正、小气抠门的小人，基于这种较低评价，对于哥尔达，阿小始终从道德层面有一种优越

感[6]。比如，看到哥尔达在吃鸡蛋时采用凿个小孔吸食的方式，这让阿小觉得哥尔达是个野人。通过阿小对哥尔达的印象，可以看出异国形象的一个缩影，但哥尔达也只是代表了异国的一个基层小人物，并不能窥探到异国主流社会形象。当本土社会将异国文明幻想成乌托邦形象时，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保留了一定细节，促使读者去发现幻想中异国形象之外的真正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体现出了文学的真实性。

2.2 基于异国视角的本土现状表现

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异国形象，并不仅仅是对外国人故事空间的描述，更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共处的一种特殊环境状态。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本土文明与异国文明才存在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独特的类似异国的都市空间。除了环境因素影响到异国形象塑造过程，作者本人对于这个特殊都市空间的态度与观察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异国文明空间的形成过程。

通常情况下，文学创作者对殖民地形象的观察和创作中，常常会选择两个相反的方向。第一个是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也即是基于异国视角来观察本土社会的现状，并据此来阐释中华文明。在这个视角下，往往会产生一种文化猎奇心理，例如，张爱玲作品《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哥尔达非常喜爱中国事物，作品中“看看李小姐送他的生日礼，一副银碗筷，晓得他喜欢中国东西，银楼里现打的，玻璃盒子装着，玻璃上贴着红寿字。”这种描述就是文化猎奇心理的一种体现[7]。

而正是在这个视角下，当时被殖民的中国社会则刻意逢迎此类不全面的认知，最终呈现出一种畸形的互动状态。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述的梁太太游园会是的情景。“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丫头老妈子们，一律拖着油松大辫……弯着腰在伞柄林中穿来穿去。”

第二个创作方向是立足于本土视角去观察异国形象，此类观察角度很容易进一步放大民族情感，作品内容更侧重与对中西方文明冲突的思考与分析，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则变成思考与辨别文明与民族等方面的政治形象[8]。例如，张爱玲作品《年轻的时候》中从潘汝良的心理活动着手，铺开其与俄国女性泌西亚的相识与交往过程，这即是立足于中国本土角度对于异国形象的描写。

主人公潘汝良是一个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新青年，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每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父母兄弟姊妹”，他看不起并非坏人但却麻木生活的亲人，所以他很少说话，并且偏爱独处，常常会在无意识情况下绘画一张侧脸，“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潘汝良的这种行为实质上表现出他对异国文明的向往，作品中也隐隐透露出这种向往之情的产生，主要源于潘汝良平时所接触到的异国明星或广告中的模特。而此类通过商品广告附带传播意识形态的方式，也是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同异国形象接触的主要渠道。在这种情感状态下，不经意间出现的泌西亚，就理所当然地满足了潘汝良向往异国文明的内心需求。

在文明想象的基础上所获得的向往之情与心理满足，应该是当时中国本土社会大部分人的幻想，此类幻想也通常会走向两条不一样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幻想的消解，也就是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对异国文明的向往之情逐步瓦解、消散，而相应的情感认知也由对异国文明的执着追求，逐步转向对个人的认知。例如，

《年轻的时候》中主人公潘汝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持续深入地交往过程中，潘汝良逐渐发现泌西亚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完美无瑕，泌西亚的行为举止及其家庭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潘汝良的预想，他心中美好也逐渐消散于无形，最终潘

[9]

汝良从自身利益出发，悄无声息地终结了他与泌西亚的交往。

第二条路径则是迷失在对异国的幻想之中，对异国形象的向往和追求最终变为一种无法消解的执念。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佟振保来自于一个较为卑微的基层家庭，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才实现留学英国的梦想。在留学过程中，佟振保生活十分节俭，他对英国社会的认知也只是局限与饥饿、大雾以及电车等事物，对于异国社会的繁荣景象，他只能将自身的渴望压制在内心深处。但一个巴黎妓女将佟振保勉强压制的渴望打破了，对于佟振保来说，两人共处的半个小时是他的耻辱经历，作品这样写到“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并且那位女性面容“是个森冷的，男人的脸，古代的兵士的脸”，这使得佟振保的心灵受到莫大的震动，而他的人格也因此带上了一定的扭曲性，在后来的两性关系中，他始终渴望获得绝对主导权。在佟振保自己的世界中，他是绝对的掌控者，但在以后的各段感情中，佟振保并且获得这种主导权和掌控感，而这也就变成了他精神世界中一直不能消散的心结。

在仔细品读张爱玲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她的一些作品是基于本土视角来观察和塑造异国形象的，而还有部分作品是基于异国角度来审视本土状况的，有时还会在同一部作品中，站在客观角度来阐述和解读某一个事物[10]。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先从葛薇龙的角度来观察梁太太家中蕴含中国传统风格的装饰，然后从客观角度来阐述与评价这些事物，即“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同时在对梁太太组织的游园会描写过程中，也谓之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的感觉。

在对各种人物的塑造方面，张爱玲也没有采用脸谱化的形式来随意刻画人物。如在塑造白人形象时，不仅有趾高气昂的殖民官员米尔先生，也有基层社会职员罗杰白兰登；不仅有清纯的底层女性人物泌西亚，也有受家庭影响而造成人格缺陷的问题女性愫细。另外，在刻画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不仅有活跃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萨黑仪妮，也有稍为奸猾的小市民形象雅赫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张爱玲一直对异国形象保持一种客观态度，始终对不同文化秉持一种中立立场。这种态度就像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讲：“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也正是通过此类不同的对比，读者在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也能基于其塑造的异国影像，深入到小说中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身临充满异域风格的香江之境，审视沉重的殖民历史。也正是充分了解到本土与异国之间相互审视的态度，张爱玲方能以局外人的身份，不再受中西优劣的惯性思维所影响，从而以批判者的角度来审视中西文化。因此，本土与异国大都并存于张爱玲的作品中，作者自身也能在不同视角之间灵活切换。

3 张爱玲作品中异国形象塑造的通性

3.1 异国形象塑造的整体特点 （就是共性）

3.1.1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人物形象特点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异国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大体分成两类，其中一类属于纯粹的外国人，如其中的俄国人以及英国人等，另一类是相对特殊的边缘型人物形象，比如张爱玲作品中的华侨以及混血儿等。

从性别方面来看，张爱玲对于异国男性的外貌描写带有较多的讽刺性，其作品中的异国男性人物大都象征着欲望和贪婪[11]。而对于异国女性则多以欣赏的目光来着重描写她们的服饰与发型等方面，这些女性人物大都处在被压迫与摆布的处境。从张爱玲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方面来看，在殖民地生活的纯粹的异国人物通常都带被赋予殖民者形象，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各个英国人等，这些异国人物的特点是等级观念都非常严格，在殖民地居民面前都有非常强的优越感，平时十分重视对白人在殖民地威望的维护。

张爱玲作品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异国人物，这些人与纯粹的原生异国人不一样，是处于中国人和异国人之间的边缘型人物。其中一部分边缘型异国人物《连环套》中霓喜拥有混合的血缘关系，例如《沉香肩第一炉香》中的琪乔及其妹妹周吉婕都是混血儿形象；《连环套》中霓喜分别与印度人、英国人生出的孩子都是混血儿。

还有一类人物边缘性的形成则是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比如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华侨，还有留学外国多年的中国留学生等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另一类边缘型异国人物则是因为人生经历较为特殊，例如旅居国外的华侨以及在国外长期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等人物形象[12]。张爱玲作品中的华侨人物有《茉莉香片》中的女主人公言丹朱；《倾城之恋》中的男主人公范柳原；以及《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恪振保的初恋玫瑰小姐、恪振保的情人王娇蓉等。

而《花凋》中的男主人公章云藩，《茉莉香片》中的言子夜，以及《金锁记》中的童世舫等人，都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归国留学生形象。此类边缘型人物都无法称之为纯粹的异国人，也无法称之为纯粹的中国人，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以及思想观念大都属于中西参半的形式。所以，此类人物在身份确认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较大的难度，例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他心中所喜爱的是中国的传统女性，但采用西方式的恋爱手段来处理这方面问题。

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人物形象林林总总，数量非常多，同时还各自具有不同的国籍、性别以及职业等。但这些异国人物大都处于中国殖民地社会的中上层，例如教会人员、商人以及官员等。相比于作品中的中国人，这些异国人物明显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殖民地人民之间较为疏远以及非平等的关系。

3.1.2张爱玲作品家庭生活中的异国元素特点

张爱玲作品中的家庭生活常常包含一定的异国元素，例如她的不少作品主人公的居所都是洋房或别墅等，其中充斥着大量的西洋风格。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姑姑所居住的别墅，“这所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当地铺着红砖，支着魏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还如《茉莉香片》中轰传庆的居所是带有网球场的别墅，而网球场的用途是煮鸦片以及晾晒衣物的。

张爱玲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衣着服饰方面也大都蕴含着中西两种元素，不少男主人公不仅穿中国的传统长袍马褂，也会穿西方社会流行的西服套装。而女主人公也大都身着旗袍与洋装，并且还将西式大衣或绒线衫罩于旗袍外[13]。例如张爱玲作品中的严丹朱外罩长袖白纱外套，内着谨慎背心；王佳芝身着圆角领齐膝旗袍，颇具西洋风格；姜长安在相亲时，身穿具有西式风格的百褶裙。

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张爱玲对日常生活方面的细节描写非常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西并蓄、古今并存的色彩风格，同时也表达了当时的国人在接受西方生活与审美理念的过程中，还融入了自身以往的生活理念，并最终形成一种中西合璧式的生活习惯。

3.1.3张爱玲作品中公共生活方面的异国元素特点

张爱玲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在日常休闲娱乐方面也具有浓厚的西方气息，小说中很多人物出门通常将汽车或电车作为交通工具，常常去喝咖啡、跳舞或看电影等，小说对这类西式风格的公共场合描写，具有一定的特殊含义，有不少关键性的故事情节就在这些场合发生[14]。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薇龙与乔琪的相识源于一场园游会，《创世纪》中潆珠在一家药品店中结识了毛耀秋，《多少恨》中夏宗麟和虞家茵在电影院门口的首次邂逅，在百货公司的第二次邂逅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命运是在西式公共场合中逐步发生改变的。

张爱玲作品中还出现不少用于交际娱乐方面的西洋事物，比如无线电、留声机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第一次到姑姑家时，遇到的场景是楼下诸多宾客藉着无线电播放出的悠扬乐声举行舞蹈活动。《多少恨》中川娥的最大理想就是期望能够在无线电背景下进入睡眠。《年青的时候》中潘汝良在路过公馆与洋房时，里面无线电传出的绍兴戏始终在警告着他，自己和泌西亚生活的世界存在巨大差异。

受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诸多主人公的生活都存在大量的异国元素，将当时西化颇深的上海风貌与流行风格充分体现了出来。而作者在描写这些异国色彩浓厚的生活场景时，也饱含了赞赏的意味。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等散文中，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当时西方生活的热爱。作品中大量异国元素的融入，是张爱玲童年时期对异国印象的文学体现。

3.1.4张爱玲作品中生活用语方面的异国元素特点 张爱玲小说中存在诸多异国人物形象，这些异国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大都使用外语。同时，她的作品中的一些普通国人，也常常会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带有一定异国元素的语言。这首先表现在不同小说人物间的称呼方面，在其小说中的公共社交环境中，不少国人大都有自己的英文名，而且在与人打招呼时也通常带有西式风格。例如，《心经》中小寒生日那天，参与其生日活动的一个同学有三个姐妹，分别叫做波兰、米兰和芬兰。《花凋》中郑夫人在集会中称呼自己的女儿为露西、兰西，但在家中则称呼二毛头、大毛头。都是昵称，在家中就用传统称呼，但在公共社交场合就使用西式称呼。从这里可看出，在当时的社交场所中，称呼英文名字是一种较为时髦的行为。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风格也大都采用中西兼有的方式。不少小说人物在人际对话过程中，通常会将部分英文单词夹杂在中文语句中。例如，《连环套》中，霓喜与米耳先生相遇后，就用英语进行交流，尽管文法别具一格，甚至其中还带有一定的粤语，但对二者之间打情骂俏的玩笑话却无甚影响。《桂花蒸阿小悲秋》中主人公阿小是一异国人物的家佣，其在每次接打电话的过程中，不管对

方是国人还是异国人，她都会利用较为蹩脚的英文说“哈罗……”，也只有这句“哈罗”说的最为贴切，后续的话语就显得较为混乱，并且她无法分清英文中的男性“他”与女性“她”。

从上述分析能够看出，张爱玲小说中人物交际的打招呼方式，以及人物交流所用语言的风格，其中都融入了较为突出的异国元素,在对这些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张爱玲还在一定程度上暗讽了一些小说人物盲目追求西式用语以及西式风流时尚的行为[15]。

3.2 异国形象塑造的意义

3.2.1体现本土对异国的狂热态度

对异国的狂热态度主要体现在将异国事物视为比本土文化更为优秀的东西，最终导致将自身本土文化视为更低层级的文化，在不断抬高异国文化价值的同时，对自身文化加以贬斥。在这种态度与观念下，作品通常将主人公以弱于他者的形象表现出来，这种劣势主表现为小说人物的自卑、懦弱，并对他者嫉妒和羡慕，严重时还可能演变成欲得之而不能的恨意。

在张爱玲作品中，对异国的狂热态度常常以社会群体心态表现出来。例如《封锁》中的女主人公翠远是个责任心很强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好女儿与好学生。她的家庭成员也都属于好人行列，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看报纸、听无线电等，但从不听京戏，完全效仿西方生活习惯[16]。张爱玲对翠远一家的评价是：都是好人，同时也都不是真实的人。此类人在时代发展趋势下，可以效仿西方，尽管活得洋气，但显得较为虚伪且并未获得真正的快乐。翠远在做英文助教的过程中，大学中的其他师生甚至普通杂工都对她较为鄙视，都嘲讽她未到国外留学过。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领域内，存在非常严重的崇洋媚外的不良风气。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得知，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因不满意当前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十分渴望一种全新的、理想化的世界，然后将自身希望反映到异国形象中，将异国形象视为承载自身理想的平台。这种对异国过于狂热的态度可理解为：当时的国人对异国生活文化的先进性有了一定的认知，同时也对本土文化与生活观念的落后性感触颇深，所以人们就将异国事物视为一种更高层次、更加体面的理想生活形象。

因为态度的狂热，对于异国的想象就成为一种幻想，并非真实的异国形象。张爱玲作品中主人公的心中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幻象，异国在他们心中就是所谓的天堂，而异国人物就成为能够解救自己摆脱痛苦的天使。小说中很多人物不愿去探寻异国人事的真正情况，而宁愿生活在自己织就的幻梦中，甚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西方事物，来向他人炫耀自己的高级追求，以满足自己那颗爱慕虚荣之心[17]。

3.2.2体现本土对异国的憎恶态度

对待异国的另一态度主要表现为：本土文化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而异国文化则被看作是非常落后的，因此对异国表现出一种较为贬斥的态度。张爱玲作品的诸多人物中，对这种对待异国的态度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例如，在《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人物每当提起异国人就带有很多的负面情感，叫异国人“鬼子”是近现代国人最为常用的话语，而实际上在这些称呼中暗含了国人对异国人的恐惧、鄙视与憎恶等诸多态度和看法。该小说主人公薇龙的姑姑梁太太，每天混迹于上流社交圈，也常常带着不屑的态度来看待异国人。从

这里可以看出，该作品中国人眼里的异国人形象非常不好，认为异国人的道德品质相当低下。

同时，《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在面对异国人时，国人明显表现出一种批判的态度，并在与自身相比的基础上，还有一种道德优越感油然而生[18]。该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小是异国人哥尔达家里的女佣，在她的眼中，哥尔达不仅吝啬，还非常多疑，是一个让人鄙夷的外国人。而阿小自身是一个独自抚养孩子的寡妇，她十分渴望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从两者对比能够看出，尽管阿小并不具备较高的身份地位，但她具有很强的自尊心与家庭责任感，同时她还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因而相比于异国人哥尔达，阿小拥有非常大的道德优越感，她非常鄙视哥尔达先生的日常行为。

从张爱玲小说的这些细节分析中可以得知，其作品中的各个人物在对待异国人事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之处。前面所分析的对待异国的狂热与憎恶两种不同的极端态度，实质上都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双向交流的目的。对待异国的合理态度是：本土与异国之间能够相互承认与理解，能够进行批评与沟通，并且可进行平等交流。很明显，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普遍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本土与异国之间并未实现实质性的交流与理解，但从对待异国的各种态度中，就已将对于自我的认知体现了出来。

3.2.3体现生存重压下的本土与异国的相似命运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异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的人，所以作者是一视同仁地看待这些小说人物的。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这种悲壮、苍凉并且不彻底的人物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异国人，这些人物都具有人性中不足的一面，所以他们也就拥有了相似的命运、相似的生存环境。

例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英国人罗杰安白登的妻子愫细虽然美丽动人，但思想较为保守且无知，她在结婚当天晚上竟然跑进男生公寓大嚷大叫，使得全校师生都刮目相看。而罗杰安白登的同事和学生都对他有负面看法，都想将他排挤出去。罗杰安白登最终感受到自己生活在没有包容心、残酷且压抑的环境中，他想尽快摆脱这种环境，却发现整个社会都存在这种偏见，几乎没有他的立锥之地。最后罗杰安白登联想到弗兰克贝在受到此类遭遇后选择了自杀。于是该作品结尾部分，描写了这样一个画面，炉香烧尽，化为飞灰，这其实就暗示了罗杰安白登最终也选择了弗兰克贝的道路。

在张爱玲作品中，还有不少人物也生存在压抑、保守的环境中，如曹七巧虞家茵、曹七巧、霓喜、葛薇龙等，尽管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不同、性别籍贯也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社会保守思想以及相应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丧失了对真正爱情以及美好生活的追求动力[19]。从这里能够看出，无论是异国人还是中国人，无论处在何种地位，也都必须承担莫大的生存压力，而此类压力主要源于这些人物所处的家庭环境、所在的社会环境。从这方面来看，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

3.2.4充分表达普世价值观念

尽管异国人物与本土人物都一样承受着来自生存与生活方面的巨大压力，但张爱玲并没有完全绝望，也并未一直抱有悲观的态度，而是将种族与生命的传承

希望赋予在女性顽强的生命力方面，这也是其作品中在异国形象之下存在的包容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念[20]。

例如，作品《连环套》中，张爱玲就曾经说过最让自己感动的是霓喜的故事，这主要源于女主人公只是单纯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霓喜始终追求物质生活而不放手，尽管她已经有过若干次失败的婚姻，好几次与孩子被赶出家门，但她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不断尽力改善自己的生存与生活环境。该小说中的“我”第一次遇到霓喜时，是在一个十分热闹的戏院，那时候霓喜已经六十岁左右，还能看到她与陆医生打情骂俏。随后去霓喜家拜访的过程中，还能看到她像猫一样灵活、兴奋地收拾自己的衣服箱笼。主人公霓喜到了六十岁的年龄，却依然对日常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抱有巨大热情，无论她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她依然不懈追求居室装饰、衣着打扮以及人际交往等各个现实生活条件。

张爱玲在广泛存在的巨大的生存压力环境中，突出表现了一种无国界限制的女性的强大生命力：在痛苦之中寻找生活的趣味，在虚无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表示非常赞赏这种地母式的女性形象，她们尊重和热爱俗世生活，并且能够从平庸的生活中发现人生的真谛，通过宽厚慈悲的态度承担着生死之痛，却为整个世界带来永不磨灭的爱，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生命。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说道：“我发现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她认为女性是人世安稳的象征，所以作品中的女性精神是永恒不灭的，这就是在莫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人类能够不断延续的基本原因。也因此，女性坚韧的生命力就成为涵盖本土与异国、自我与他者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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