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脱颖而出的奥秘

朱元璋脱颖而出的奥秘

作者：黄 波

来源：《南方》2008年第08期

前辈史学家孟森说过，中国历代帝王中，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得位最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人出身微贱，非豪门世家，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而这两人中，要比“没有凭借”这一点，朱元璋无疑要过硬得多。刘邦大小是一个亭长，家中还有几亩良田，朱元璋则到了靠做游方僧人、当乞丐来填饱肚子的地步。

朱元璋于元末大乱中加入红巾军之一枝郭子兴的部队，本来是在乱世下混饭吃、谋自保，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也并不讳言这一点。然而就是这一权宜之计，最终催生了一个新朝和新主。这其中奥秘何在？ 神话很荒诞，天资是事实

朱元璋从投军自保，到独占一面，最后又在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最先抢得“神器”，说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我是不信的。

这种天赋，旧史家曾附会神异之说，竭力让人相信朱元璋荣登大宝是天命所归，后来的人们，因为不信天命之说，则又完全否定朱元璋的天纵之才。在我看来，两者都失之于偏。 朱元璋小时候替人牧牛的一则故事已经证明了他的天分。据《龙兴慈记》记载：有一天，朱元璋和几个同村伙伴到山里放牛，遇上雷雨，避雨闲谈中，大家都称肚饥，感叹没有好东西吃，朱元璋说我们面前这么多牛，为什么不杀它一头解解谗呢？说干就干，很快一头小牛就被他们烤熟吃光了，美餐之后才感到后怕，朱元璋出主意说，我们把牛骨牛皮和血迹都弄干净，把牛尾巴插进一条石头缝里，就说是小牛受惊掉进裂缝里了，田主能把我们怎样？回去后这般编说的朱元璋虽然挨了一顿打，可是田主也只好自认倒霉。这个故事不见于他书，是否属实待考，但朱元璋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却和成年后的他决无二致，我以为是可信的。如果属实，则朱元璋的智商和情商在幼年时就已显示高人一头：在别人意想不到处能拿出办法，这是智商；一旦事情不妙，也勇于面对，有魄力，能担当，这是情商。

朱元璋投入到郭子兴军中，从最低级的步卒开始做起，一步步升迁，逐渐进入主帅郭子兴视野，直到妻之以义女（即后来的马皇后），其中没有一点侥幸成事的成分，而是要以乱世中实实在在的军功和智略来奠定其地位的。自然，朱元璋之所以在郭子兴军中宛如鹤立鸡群，也还要依靠“鸡”的“衬托”。起初郭子兴的手下将领并不服他，一起开会议事，都抢着坐正位，朱元璋有意后至，坐一末席，可是等到商讨公事的时候，那些昂昂然坐在正位的人，却变成了木偶，只有朱元璋“剖决如流，咸得其宜”，于是“众心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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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够高人一头？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但毫无疑问，对每一个流浪儿来说，这种底层漂泊的经历不一定都是宝贵的财富，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在的。 策略最重要

除了天分，朱元璋的策略得当，则是其终能成功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讲到策略，第一要说到收服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窥伺神器的人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虽然熟悉，临到自己行事时，许多人却常常要忍不住把它抛在一边，原因就在于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利诱，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朱元璋的高明就在于懂得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收服人心，朱元璋做了两件工作，首先是笼络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不论是隐居的，还是下野的元朝旧吏，也不论是真有才干，还是仅拥虚名，朱元璋都要访求，都要加以礼遇，并听取其谏言。在当日读书人拥有广泛资源和深厚人脉的社会，朱元璋的这一动作不仅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能安定一地之人心，而且更因网罗了像刘基、朱升这样的奇才异士，等于建立了一支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强大智囊团。在收服人心上面，朱元璋其次是能够较好地约束军纪。关于这一点，因为史料所载不尽相同，史家们一直有歧见。明朝官修的资料，如《太祖实录》等自然是竭力宣传朱的部队是仁义之师，朱元璋登基后也夸口说，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嗜杀人”，然而其劫掠的事实却留在了一些野史上。究其实，现在可以认为，朱元璋的部队在当时的形势下，要争战，要有供给，决不可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完全没有劫夺民家财产和妇女、胡乱杀人的行为，但和其他部队相比，其军纪相对较好是毋庸置疑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乱世之中老百姓的要求极低，别人杀人盈野，有的据史籍记载更有食人之举，而朱元璋只要稍加节制，就特别能够彰显其仁义，使天下之民望风归附。

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二点是，哪怕战术上偶有疏忽，战略层面上却几乎完美无缺。 先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安徽老儒朱升的献计，意思是要朱元璋在实力尚未笑傲群雄的情势下，先建立稳固的后方，确实保障后勤的供给，同时还要避免做出头椽头。试观后来朱元璋的一系列部署，无一不是依计而行，朱升乃名垂史册。但实际上，朱元璋对朱升的嘉许，正是因为这和他原来的思想如出一辙，他自己只不过未在朱升之前系统归纳罢了。早在尚蛰伏于郭子兴军中时，他就已经领略了“缓称王”，以避免树大招风，偷偷发展实力的妙处。郭子兴器小易盈，打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就想关门称王，几次都是在朱元璋苦谏下而作罢。而通过屯田，以解决军需，则早就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后来还曾以此自矜，说有了屯田政策，就可养兵百万，而不用民之一钱。

逐步翦除群雄，这是朱元璋的宿愿，但究竟如何实施，孰急孰缓，则颇可思量，稍有不慎，小者实力和地盘受损，大者甚至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当时局势是，中原有元朝大军，实力还十分强大，却被红巾军所纠缠，一时无法把触角伸到朱元璋所在的江淮地区，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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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势力，朱元璋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态度，而在他自己所在的江淮地区，面对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大劲敌，则无疑是你死我活，非出于全力争胜不可。但究竟是先解决陈还是张，这是一个让人踌躇的难题。先解决张士诚有一大堆理由，比如张士诚盘据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符合“远交近攻”这个通常的战理，又比如张士诚相对陈友谅实力稍逊，易于解决，但朱元璋最终选择的是先灭陈，再灭张。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先解决张还是先解决陈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要违背常理？朱元璋即帝位后，曾与诸臣讨论过个问题。他说：“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尽管有许多让人一时难以决断的因素的干扰，只要透过纷繁的表象抓住要害就够了。这个要害就是，朱元璋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两大劲敌。陈友谅有争雄天下之心，又十分好斗，而张士诚则只图自保，所以，如果舍陈而攻张，凶悍的陈友谅绝不会甘于旁观，一定会倾城出动，使朱元璋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如果先攻陈，在姑苏（即苏州）苟且偷安的张士诚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朱元璋看得很准。有人说这一决策为刘基所上，即使属实，朱元璋采纳之也表明他自己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朱元璋消灭陈、张两大劲敌后，在如何击破元都的问题又面临着一次抉择。当时勇冠三军的常遇春主张挟连胜之威，挥师直捣元都北京，一战成功，被朱元璋所否决。因为他看到，从自己的根据地江淮到北京有漫长距离，而听命于元朝的军队散布于陕西河南等地，一旦攻北京坚城持久而不能下，势必援兵四集，进退两难。朱元璋制定的先取山东、河南、陕西，逐步撤除元都之屏蔽，然后从容兵临北京城下的进军路线，最为明智和稳妥。没读过多少书，但依靠阅历和军旅磨炼，朱元璋在军事上堪称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其征战生涯中几乎很少打败仗，原因就在于他目光远大，又能谋定而后动。 权术不能不讲

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三点是将权术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是有雄才大略的人，却很注意韬晦。在下决心解决一个对手之前，他都会拉下架子周旋一番，对元军是这样，对陈友谅、张士诚和其他群雄都曾经示好，仿佛温情脉脉。 群雄逐鹿中，要使我长彼消，在拼命扩充自己实力的同时，就必须时刻不忘挖对手的墙角。朱元璋就是挖对手墙角的高手，他不但能使对手的属下转投自己，还能让他们感恩戴德地效死。这是需要高超的权术的。有两个事例非常经典：一次战役后，俘获甚多，朱元璋择对方主将的骁勇者五百人置于麾下，这五百名壮士“疑惧不自安”，朱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用这些人换下了自己原来的护卫，然后解甲酣寝达旦，这些人因此感激涕零地说：既不杀我，又以心腹待我，怎能不尽力图报？当时“酣寝”的朱元璋是否真的全无戒心，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史书失载，不过我是不太相信的。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恶战，都有俘虏落在对方手上，陈友谅因为战事不顺，杀俘泄愤，而朱元璋则恰好相反，“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而事实上，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宽仁之辈，后来陈友谅死，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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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陈理已经不成其为威胁，再有一千多陈军俘虏落到朱元璋手里，就是另一种待遇了：“每四人共用麻编头发木椿钉于鹦鹉州上，是夜雨雪，迨晓，死者过半。”

对敌人玩弄权术，对自己人也不例外。朱元璋驭将讲究恩威并用，常常是刚在大庭广众中数落过你，后面的丰厚赏赐就接着来了。有一次，为了使众将畏法，他还与武将第一人徐达和文臣第一人李善长一起，演了一出双簧：故意找徐达的岔子，“欲置之死”，李善长在旁边拼命求情，朱元璋又假装恩免。在处理邵荣谋反的事上，朱元璋的表演更到位。邵荣是朱元璋的老乡，在朱元璋开始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屡建奇功，现在据称有异志，处置当然不难，难的是不能让其他老部下兔死狐悲感到心寒。朱元璋是怎样做的呢？《明史.太祖本纪》中说：本来朱元璋是准备赦免邵荣的，可常遇春不干了，说人臣造反最有悖于大义，如果宽免他，我决不能与这样不讲大义的人“共生”，于是朱元璋“乃饮荣酒，流涕而戮之。”这样的好戏当然不是为即将消失的邵荣演的，而是演给手下将领们看的。众所周知，帝王最恨的是手下谋反，朱元璋更是如此，他称帝后，只要与此相关，哪怕是捕风捉影，也绝不放过，动辄诛戮上万人是家常便饭，他怎么可能给邵荣一条生路？

朱元璋的权术对稍知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仿佛都似曾相识，容易让人想起曹操刘备。这不奇怪，虽然读书很少，但社会的土壤不变，一个头脑灵活，又有主宰天下雄心的人，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地成为玩弄权术的高手。 机遇与抢抓机遇

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除了天份和策略的得当，还不能不说，朱元璋的机遇也很好，而他又偏偏是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元末大乱，群雄并起，这是最大的机遇。小机遇就更多了。他最初在郭子兴军中，虽是义婿身份，但上面除了郭子兴，还有郭的儿子郭天叙，郭的内弟张天佑，又“数为郭氏所疑”，在这种身受多重掣肘的情势下，本来是难以建立自己的班底的。恰好郭子兴早死，又恰好不久郭天叙、张天佑都中了敌军的圈套，全部战死，于是朱元璋终于有了一枝具备相当实力、完全属于他私人的武装。这是其事业的起点。朱元璋在鄱阳湖上战胜拥有巨舰、实力强大的陈友谅，也未尝全无运气成份，比如说战斗中恰好刮起了东北风，给原本畏惧巨舰的朱元璋军提供了火攻的良机等等。

论朱元璋的机遇，便不能不说到一个常被当代史家轻忽的人。其人就是察罕贴木儿。元末群雄并起，眼看元朝统治朝不保夕，各路所谓“义军”也随之而起为元朝效命，其中原为北人、家住河南的察罕的部队最有战斗力。当时，察罕围剿红巾军，破汴梁，下山东，声威极盛，天下震动，朱元璋也不得不遣使通好，可是不久，大意的察罕却因只带轻骑，便前往降军阅兵，被刺身亡。察罕之死关系极大，《元史》上说当其死讯传来，元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元王朝的擎天一柱轰然倒塌，还有非常要命的后遗症，这就是在察罕身后，已无人有足够的威望号令元朝各部，各方自相残杀互不相让，都无暇他顾。对此，元朝君臣的悲戚和绝望可以想见，而对朱元璋来说，则是充分利好，所以他一接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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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就叹了一声“天下无人矣！”原来准备向元朝投诚的他，这时对元朝授予的官职也不接受了，还杀了其中一个使臣。

察罕一身系天下之重，这并不夸张，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钱谦益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国初群雄事略》中说：“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的确是这样，察罕一死给朱元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那一声感叹中可以看出，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才有了争雄天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