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民族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陈荣泽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

710062；西藏民族学院，陕西咸阳

712082）

学研

摘要：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

究

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吐蕃；藏语；汉语；接触；途径中图分类号：H2：H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1－0066-06

TheTibetan-ChineseContactduringTuboPeriod

CHENRong-ze

Abstract：Thecontactamongethnicgroupswhoselanguagesaredifferentwillleadtolanguagecontacts.Attheearlierstageofthe7thcentury,TuboestablishedtheofficialdiplomaticrelationwithTang.SincethentheTubo-Tangassociationgraduallyincreased,andtheTibetan-Chinesecontactgotmoreandmorefrequent.AsoneofthemostimportantinstrumentsforcommunicationbetweenTibetansandChinese,theTibetan-ChinesecontacthappenedduringthecourseoftheTubo-Tangassociation.AccordingtoTibetan-Chinesehistoricaldocuments,theTibetan-Chinesecontactwasmainlyreflectedindiplomaticactivities,culturalexchange,migrationandnationalitieslivingtogetherduringTuboperiod.TheTibetan-ChinesecontactmadeTibetansandChinesecommunicateeffectively,toagreatextent,whichalsopromotedvariousTubo-TangexchangesandpropelledcontinuouslytheTibetan-Chineserelationforward.

Keywords：Tuboperiod;Tibetan;Chinese;contact

语言接触，实际上是通过操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藏族先民主要居住在青触来实现的。

藏高原的腹地，因地理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与中原汉族的联系较少。公元七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统一了藏族诸部，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逐步扩大与周围各国的交往，并不断向外东北方进行武力扩张。在此过程中，吐蕃与周边民族，尤其与中原汉族的联系日益密切，往来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频繁交往中彼此接触，相互沟通，从而拉开了藏汉语接触的序幕。

始的。“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太宗遣

[2]

虽然上述文献并没有藏汉语接触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

的相关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在唐蕃建交的过程中，藏汉语应发生了接触，并且有人已兼通藏汉语，否则唐蕃之间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言语沟通，外交关系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此后，唐蕃间的外交活动日渐增多。据统计，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至会昌二年（842年）的209年间，唐蕃使节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3]在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中，藏汉语接触则是必然的。

从文献记载看，吐蕃不乏懂得汉语文的外交使臣。与唐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松赞干布便派大臣向唐请婚。请婚中，吐蕃使臣用流利的汉语与唐太宗进行沟通、交涉，言其利害。“由丞相宝，操作汉语而白王言曰:我吐蕃之王，乃大悲观音之所变化，尔之公主，亦系度母化身，将迎立为妃，并赐释迦牟尼像作为嫁奁，若不许嫁，则兵伐唐都，如蒙见允，

一、外交活动中的藏汉语接触

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

[1]

活动。藏汉语接触大概就是从唐蕃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开

收稿日期：2011-11-30

作者简介：陈荣泽（1978-），男，四川宜宾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藏汉语接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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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汉藏和好，永息烽烟。”[4]

可见，这位出使唐朝的吐蕃大臣唐皇帝与金城公主的往来书信外，唐蕃之间的文书往来就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不仅如此，吐蕃还有精通汉文的人必须进行藏汉语互译。藏汉语互译是唐蕃外交中一个必不才。据藏文史料记载，吐蕃使臣伦布噶在请婚过程中“遂将可少的环节，而这个环节在文献中往往被忽略不记。幸好，第一缄札纸卷，呈于唐主之手。帝展而视之，乃碧绿纸上以

白居易在《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一文中留

黄金书写，作汉族文字”[5]

。这里的吐蕃使臣“伦布噶”即唐文下了“谨因译语官马屈林恭回不具佖白”[17]

的记载。由此可

献中的禄东赞，而禄东赞“不识文记”[6]。由此推测，札纸卷文

知，唐朝有懂得藏语文的“译语官”，他们承担着对蕃文书的书中的汉字不是伦布噶所写，可能出自吐蕃其他官员之手。

翻译工作。至于吐蕃对唐朝的文书，虽然没有藏汉翻译的记在频繁的外交中，吐蕃使臣经常与汉语文接触，已能载，但是在吐蕃对唐朝的文书中也隐约可以看到藏汉翻译熟练地掌握汉语文了，汉文史书作者对他们给予高度的评的影子。开元十七年，名悉腊随惟明等奉表入朝，其表行文价。仲琮“为吐蕃大臣，咸亨三年，吐蕃遣仲琮来朝。先是，仲

极具汉语风格，但是该表文中却有藏语语法特点的印迹，如琮年少时，尝冲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7]并

“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

且，他还用汉语详细地回答了唐高宗的问题，巧妙地应对了[18]

。这种数词后置修饰名词的数量表达法与当时汉语的数

唐高宗的诘难。这都充分说明了仲琮有很高的汉语文水平。

量表达有别，而与藏语却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吐蕃朝内懂又如名悉猎①“颇晓书记，先会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

得汉语文的人在将文书翻译成汉文的时候受到了他们母语皆称其才辩。及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8]

。他还参与了

的影响。

中宗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的柏梁体联句，作有“玉醴由来献寿自七世纪初建交以来，唐蕃关系曲折发展，且和且战。觞”的七律诗句[9]。由此观之，名悉腊通晓汉语文，且有很高为维系正常的邦交关系，唐蕃有过数次会盟。其中，长庆会的造诣。

盟对唐蕃关系影响深远。在会盟中，藏汉语翻译同样存在。由上可见，吐蕃有一批精通汉语文的人才，或为使臣，《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了吐蕃在逻些主盟的情形：“盟坛广或为贵族。

这大概是吐蕃施行留学政策的结果。留学唐朝的十步，高二尺。

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政策始于松赞干布，他“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19]

《册府元

[10]

。吐蕃的酋豪子弟留学唐朝，与汉语接触，学习汉语文，

龟》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坛上设一榻，高五六尺，使钵掣

“语兼中夏”[11]

。当然，吐蕃并非都是以入唐朝国学的留学方逋读誓文，则蕃中文字，使人译之。”[20]从上述文献看，吐蕃

式学习汉语文的，也有在出使唐朝的过程中学习汉语文的。官员钵掣逋在逻些会盟仪式上是用藏语宣读了藏文盟辞，如景龙二年（708年），和蕃使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奏言：“吐蕃

并有译者同时把藏文盟辞翻译成了汉语。此次会盟最好的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

[12]

。历史见证就是坐落于拉萨大昭寺前的长庆会盟碑。会盟碑在外交中，不但吐蕃的使臣能言汉语，而且唐朝的使四面有字：正面盟文是汉藏两体对照，左半藏文，右半汉文，臣也能说藏语。在平凉劫盟中，唐朝使臣崔汉衡“为乱军所是同一盟约的两种文本；右面是吐蕃参与会盟的官员名单击，其从吏吕温以身蔽之，刃中温而汉衡获免。汉衡乃夷言位次，上为藏文，下为汉字译音；左面为唐廷参与会盟的官为执者曰：‘我汉使崔尚书也，结赞与我善，如若杀我，结赞

员名单位次，上为藏文，下为汉文；背面为藏文盟辞[21]。长庆亦杀汝。’乃舍之，尽驱而西。”[13]

崔汉衡对吐蕃士兵所说的

会盟的盟约有藏汉两种文本，无疑有一批精通藏汉语的人“夷言”即当时的藏语。王忠认为，“由于唐蕃交往密切，长期

对其进行了翻译。他们或许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通晓藏汉语与吐蕃办理交涉，多次赴蕃之崔汉衡已能吐蕃语”[14]。也就

文的唐蕃使臣、译语官。

是说，唐朝使臣在屡次外交中长期接触藏语，因而也学会了藏语。

二、文化交流中的藏汉语接触

文书往来是唐蕃外交中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全唐藏汉语之间的翻译不但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存在，而且文》收录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的往来文书共14封，唐皇帝与在吐蕃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中更加频繁②。因唐在文化等方面金城公主的往来书信共8封，唐蕃宰臣之间的往来书信共3都高度发达，所以吐蕃与唐的文化交流则更多地表现为吐封，唐朝皇帝致吐蕃宰臣文书共6封[15]。在文书往来的过程蕃对汉文化的引进与吸收。

唐蕃间的文化交流十分广泛，涉中，吐蕃对唐朝的外交辞令十分在意，斟词酌句，甚至到了及宗教、文学、医学、建筑、体育、风俗、音乐及工艺等诸多方咬文嚼字的程度。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面。而汉文经籍则是汉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因语言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初，鲁与其使崔汉衡至列馆，赞文字的不同，翻译汉文经籍则是吐蕃引进、吸收汉文化的一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既而使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个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藏汉语发生了频繁而深入的接触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关系。

耳，何得以臣礼见处？……’乃邀汉衡遣使奏定。鲁使还奏（一）佛经翻译中的藏汉语接触

焉，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

佛经翻译是唐蕃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吐蕃的佛‘领之’。”[16]这充分说明，吐蕃朝内的汉语文人才在长期的

教主要从印度、尼泊尔和唐朝传入，在顿渐之争前唐朝佛教外交活动中与汉语有过密切的接触，他们对汉语十分了解，对吐蕃佛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故而唐蕃之间的佛经翻深知汉语“贡献”与“进”、“赐”与“寄”、“领取”与“领之”之间译主要是汉文佛经翻译为藏文。而迥异的语言文字则成为的词义差异及其所隐含的地位悬殊。

异地佛教传入吐蕃的巨大障碍。为此，吐蕃通过两个途径来藏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其文字也不相同。因此，除

培养翻译人才：第一个途径是派遣留学生向印度、唐朝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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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言文字，为译经打基础；第二个途径是从周边地区迎请佛教大师，在本部培养翻译人才[22]。于是，吐蕃的佛经翻译队伍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

汉藏佛经翻译大概出现于文成公主入藏后不久。文成公主入嫁吐蕃时带去了释迦摩尼佛像和三百六十部佛，并倡导翻译汉地佛经，还亲自参加译经，已懂藏语文；松赞干布聘请汉地大寿天和尚至吐蕃，请他和吐蕃人拉垅多吉贝负责翻译汉地佛经[23]。这是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重要标志，也是汉藏佛经翻译的开始，是藏汉语在佛经翻译中的第一次接触。

赤德祖赞晚年，派遣桑喜等五人到中原求取汉族经典

[24]

汉语，而是古汉语，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理解难懂的《战国策》的藏文译文是比较自古汉语[35]。与汉文原文比较，

由的意译，并不十分拘泥于原文字句，往往述其大意，显得更为生动、活泼，故事性较强，说明当时吐蕃知识界文字技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36]。从《尚书》、《战国策》的藏文译本看，藏文译者有相当高的汉语文水平。藏文译者要有如此高的汉语文水平，无疑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来接触、学习汉语文，然后才能用藏语来进行翻译。

吐蕃时期也翻译了大批的汉地医学书籍。松赞干布时，文成公主将大量的医学物品和医书带入吐蕃，并由汉族和尚玛哈德哇和达玛果霞将最重要的医书《汉公主大医典》合译为藏文，汉族医生韩文海将《汉地大小杂病疗法》译成了藏文；金城公主也带到吐蕃一部汉地医学名著，藏文称为《月王药诊》，此书最初由汉族和尚玛哈帝陀、贾珠嘎勘及藏族琼波泽孜、琼波唐祖、文拉门巴五人译成藏文，此时还有汉族和尚德哇和真德分别与藏人合作，翻译和注释了四部《珍宝七十品甲》、《珍宝七十品乙》等二医书，另外还有汉地十五部医著译成藏文；墀松德赞时，汉地著名医生玛哈雅纳和东松康哇受邀入蕃，玛哈雅纳编了《配药十二品》，并由吐和尚帕拉和航笛巴达为吐蕃翻译蕃人作了注释，东松康哇、了《验毒火焰轮》等十部汉地医著，进藏汉僧玛哈稚纳苏扎

[37]

和吐蕃大译师贝若咱纳合译了医著《汉地后译》。

，并从唐都京师翻译了佛经《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

疏》、《白孜旃陀罗室利》和许多医学典籍[25]。后来，赤松德赞让桑喜与梅果、阿难达一起翻译从唐朝带来的汉文佛经[26]。桑喜本是汉人马窦的儿子，应该会说汉语，能识汉文。这

[27]

或许是他被委以取经、译经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公元779年，桑耶寺建成。之后，“全体君臣都同意奉行佛法了，便让大译师耶喜旺保担任印度文佛经的翻译，克什米尔的阿难陀和甲梅果为助手，禅呷来高、拉龙鲁功和郭高木莫功等三人做汉文佛经的翻译，以琼保孜孜等做他们的

[28]

助手，又请来汉地和尚玛香麦郭翻译汉地佛经。”保留至

今的桑耶寺译场壁画生动地向世人再现了当时的译经场景。译师们“盘腿相向而坐，第一人高声诵读经文，第二人口译成藏语，第三人坐位最高，是一位年纪较大的高僧，负责订正译语，然后由一个青年喇嘛用竹笔书写在长条纸上。”

[29]

从上我们看到，大量的汉文经籍翻译成了藏文，众多的藏汉僧人、学者都参与其中，大批汉藏译者常常通力合作，共同进行汉藏翻译，有力地推动了藏汉文化间的交流传翻译是把一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进步。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的行为，涉及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汉藏语译者，无论是藏族译者还是汉族译者，他们要将汉文的原意准确地传达到藏文中去，就必须深入学习藏汉语文，熟知藏汉语在语言结构（如语音、词汇、句法、语义）上的异同。所以，无数次的汉藏翻译使藏汉语有了全面深入的接触。

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大概也是如此。通过藏汉僧人的长

期共同努力，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了藏文。据《莲花生传》载，“入吐蕃的译经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哇、玛哈苏扎、哈热纳波、摩诃衍及毕洁赞巴。当时能精通汉藏语文的汉藏族僧人已相当多。这时所译佛经相当系统，数量也大，大部分可从《丹喀尔目录》的佛经目录中看出，在所译六、七百佛

[30]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三十一种。”

在赤德松赞、赤祖德赞期间，精通汉语的著名吐蕃译·法成在敦煌将《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愣师管

伽阿跋多罗宝经》、《贤愚经》、《缘生三十颂》等10余部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另外还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十论》等几部藏文佛经译成汉文[31]。

以上都表明，大批精通藏汉语的汉藏僧人参与到汉藏佛经翻译之中，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

（二）典籍翻译中的藏汉语接触

吐蕃与唐朝虽然于贞观八年就建立起了政治联系，但是吐蕃有意识地广泛引进汉文化、学习汉文典籍应是文成公主入藏之后的事情。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嫁入吐蕃，“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氈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

[32]《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后来，金城公主向唐[33]廷“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据藏文资

三、人口迁徙下的藏汉语接触

人口迁徙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和动机，人们离开自己原来居住地，在另外地方定居[38]。人口迁徙会将一种语言或方言从甲地带到乙地，从而使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发生接触。在吐蕃时期，或因和亲，或因战争，吐蕃与唐之间存在着一定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迁徙的人口长期留居语殊俗异的异国他乡，从而造成了藏汉之间的接触。

（一）落蕃汉人与藏语的接触

从史料看，吐蕃与唐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口迁徙，以汉族迁入吐蕃为主，藏族迁入汉地的相对较少。刘建丽认为融入吐蕃的汉人可分为三类：入蕃汉人，是指受唐朝政府派遣而入居吐蕃的汉人；亡蕃汉人，是指那些由于政治上失意，甚至遭受打击或其他种种原因而远离故地，逃亡吐蕃的汉人；陷蕃汉人包括因战争失败或在战争中被打散而陷没吐蕃的唐军将士、被吐蕃掳掠的平民百姓和因居地沦陷而没蕃的汉人[39]。其实，陷蕃汉人中只有因战争失败或在战争中被打散而陷没吐蕃的唐军将士、被吐蕃掳掠的平民百姓因才存在迁徙，而因居地沦陷而没蕃的汉人并不存在迁徙。

料记载，历史上曾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可惜大部分失传了，只在敦煌文献中能见到几篇[34]。如《尚书》、《战国策》、《孔子项讬相问书》、《春秋后语》等几篇藏文译本。古藏文《尚书》四篇译自汉文《尚书》古文本，所译的并不是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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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把前者称为“落蕃汉人”，把后者称为“陷蕃汉人”。蕃论钦陵一族失势，钦陵弟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

陷蕃汉人与藏语的接触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布支等来降”[44]

。赞婆子论弓仁降唐后，改姓论氏，世受唐封

根据所掌握的文献材料，我们无法获知入蕃、亡蕃汉爵，以后子孙也读经颂礼，吟诗作文，如论惟明(弓仁孙)娶太人究竟受到藏语怎样的影响，但是在周围都是藏语的社会原王氏，既“练达武经”，又“通明吏职”，基本已汉化[45]。归附环境中，他们所说的汉语应该与藏语发生了接触关系。至于唐朝的吐蕃将领久居汉地，与汉语长期接触，其后世子孙已落蕃的汉族军民，人口数量众多，其中多数人被迫迁徙到吐转用汉语，能读经颂礼，吟诗作文。一类是战争中的吐蕃俘蕃的统治区，或为奴隶，或为臣民，他们所说的汉语在所难虏，人数很多。如永泰元年（765年）白元光与回纥军“大破吐免地要与藏语接触。

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斩首五万，生擒万人，收其所掠士

在唐蕃战争中，大批汉族百姓被吐蕃掳掠迁徙到蕃女四千人，获牛羊驼马，三百里内不绝。”[46]关于战俘问题，

中，被迫学习藏语，使落蕃汉人接触到藏语，并受到了藏语唐朝在唐蕃关系一度紧张时将吐蕃战俘发配南方，在改善的较大影响。

唐代诗人张籍《陇头行》云：“陇头路断人不行，唐蕃关系之际又将这些战俘遣返回国。

如“自大历中……俘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

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获其人，必遣中官部统徙江、岭，因缘求财及给养之费，不胜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

其弊。去年冬，吐蕃大兴师以三道来侵，会德宗初即位，以德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40]诗中反映了

绥四方，征其俘囚五百余人，各给衣一袭，使伦统还其国”

吐蕃攻占河陇地区以后边地汉人被掳掠至蕃中改穿毡裘、[47]

。从文献记载看，有一些战俘并没有返回吐蕃，而是留在

学说吐蕃语的生活状况。落蕃汉人不愿在蕃中生活，有少数了内地。如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江南西道奏，配到吐汉人历经千辛万苦逃回到汉地。可是因在蕃中生活多年，他蕃一百六人，准赦条流，七十四人愿归本国，余并请住。诏给

们已吐蕃化，以致于回到汉地以后却被当成吐蕃人。白居易

衣递乘发遣，其诸道愿归者，准此处分。”[48]

从唐朝的吐蕃战

《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41]

讲述了一位落蕃汉人逃回汉地

俘人数和遣返人数看，留在内地的吐蕃战俘应该有很多，后的遭遇。“戎人”“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来他们在与汉语的长期接触中也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诗中主人公本为四、民族杂居中的藏汉语接触

汉人，虽他在蕃中已有妻儿，但不堪吐蕃“遣著皮裘系毛在吐蕃以前，藏族居住在青藏高原腹地。后来吐蕃政带”、“唯许正朝服汉仪”的奴役生活而决定逃回汉地。然而，权日益强大，不断向北进行军事扩张，占领河陇地区长达近他在逃往汉地的途中，却为唐朝游骑所获，被当成蕃生徙往百年，大批汉人陷蕃。据《新五代史》载：“安禄山之乱，肃宗东南。

“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这里的“一虏”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

即诗中的这位落蕃汉人，他在蕃中生活长达40年，长期与藏百万皆陷于虏。”[49]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以后向这一地区进行

语接触，已经能够说藏语，他将无尽的苦楚向一同被徙东南了大规模地移民，因而藏族在这一地区有着极其广泛的分

的蕃生诉说。但是他的母语仍没有失去，还能说汉语，内心布，“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50]。于是，在河

深处的民族认同感依然没变，仍是“汉心汉语”。

陇地区，大量的吐蕃移民与原居地的汉族就形成了民族杂在落蕃汉人中，也有不少是唐朝的将士，“汉心汉语”

居。

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藏汉语在河西地区发生了广泛而使他们依然不忘那片魂牵梦萦的故土。《因话录》[42]

中的谭

深刻的接触，并相互影响。

可则，于元和十五年，因防边为吐蕃所掠。至蕃中，“可则具（一）陷蕃汉人与藏语的接触

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周伟洲指出，

“吐蕃统治者在河陇等地对广大的汉族遗诏示之，乃信焉。”这说明在当时的藏区有懂得汉文的人。实行了强迫同化的政策，使西北地区各族一时均有吐蕃化

谭可则经“前后数逃归”才回到了汉地。虽然他仅“在蕃六之倾向。”[51]强迫同化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说吐蕃语。唐代

年”，但是他所说的汉语已经受到藏语的一些影响，其语“犹诗人司空图《河湟有感》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

微染戎音”。应该说，他对藏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吐蕃对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52]

安史之乱后

“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侯赞普之命”，“可则以晓文字，吐蕃占领了河湟地区，当地汉人失陷、臣服于吐蕃，被迫改将以为知汉书舍人”。由此可知，“其臂一字”中的“字”当为变风俗习惯和语言，因而本为故乡的河湟却成异乡。诗中的藏文，否则无需特地指出谭可则“译云天子家臣”。元稹《缚

“尽作胡儿语”反映了河湟的部分地区吐蕃化程度已经很戎人》

[43]

中的“戎人”也为唐朝的戍边军人，“少年随父戍安深。大概这首诗反映的是吐蕃统治河陇地区一段时间以后西”，后来被蕃兵俘获而落入蕃中，“五六十年消息绝”。这位的事情。因为，语言的变化是一个相对较慢的过程，汉人由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蕃中生活已半个多世纪，还能说汉语，但“学胡语”到“尽作胡儿语”的语言变化过程，是需要较长时是他的孙子却一直生活在藏语的环境中，藏语应已成为其间才能完成的。“尽”字在这里或许有些夸张，我们从其他一主要交际工具，其汉语能力已很差，以致于他要“常教孙子些文献可以看到，河陇地区并非都完全吐蕃化，都说吐蕃学乡音”，担心子孙后代有朝一日被彻底地蕃化而“不知祖语。但在这个有些夸张的描述下，我们也能感受到在藏汉语父皆汉民”。

接触中强势的藏语对汉语的巨大影响，藏语的使用范围在（二）汉地藏族与汉语的接触

逐渐扩大，而汉语的使用范围却在不断缩小。

迁居汉地的藏族人数也不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归吐蕃对占领区进行蕃化政策，大概在不同的地区蕃化附唐朝的吐蕃将领，人数相对较少，如唐圣历二年(699年)吐

程度是不同的，有些地区汉吐蕃化程度较深，而有些地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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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浅，汉语受藏语的影响较少。如上文，河湟地区的蕃化程度较深。而在河西的一些地区，蕃化程度相对较浅，藏语对汉语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据《新五代史》“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

[53]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甘、凉、

了，生活在说汉语的人群中间，要融入社会，学习汉语的需吐蕃统治者走后，继续产生方便学习要更加大了。所以说，

汉语的汉藏对音或译音写卷，可能性更大。特别是那种《九九表》和《汉藏对照词语》之类非佛教内容的写卷，更可能产

[58]

生。”。关于这些汉藏双语文献，高田时雄则认为，“吐蕃统

治时期，随着吐蕃语、吐蕃文在敦煌汉族社会的渗透，渐渐在汉人中形成了用吐蕃文书写汉语的习惯，于是一些汉文

[59]书用吐蕃文转抄下来。”周伟洲认为，这些书籍是为了吐

瓜、沙等州的百姓，虽早在唐天宝年间就陷落吐蕃，但是到五代时衣服犹不改，仅是语言稍变。

（二）敦煌地区的藏汉语接触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唐代称沙州，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历代兵家的常争之地。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吐蕃攻陷坚守10年的沙州城，自此河西之地尽陷于吐蕃。此后，敦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河陇地区藏汉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藏汉语频繁而广泛接触的一个中心。

敦煌地区虽然在吐蕃统治时期存在着粟特语、于阗语、梵语、回鹘语等诸语言，但是“对敦煌语言有着根本性、持久性影响的当首推吐蕃语。因为吐蕃在786—848年间对敦煌实行军事统治，敦煌百姓不可避免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接触到吐蕃语。既然统治者使用吐蕃语，不难想象各级政府机构也在使用吐蕃语。中原与吐蕃的官方交往中翻译显得日益重要，吐蕃语在敦煌的汉族百姓中也自然流传开

[54]

来。”吐蕃占领敦煌地区以后，藏语文成为吐蕃政权的重

蕃人与汉人相互学习语文的需要而出现的[60]。虽然学界在这些汉藏双语文献的使用主体人群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藏汉语之间由此产生密切的接触关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吐蕃移民与汉语的接触

在民族杂居地区，不同文化相互影响。藏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接触，无疑也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河陇地区，吐蕃人的语言、服饰、风俗等方面受到汉文化的巨大冲击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我们从王建《凉州行》诗中可窥见一“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斑。

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

[61]

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以后，

曾一度掳掠汉族妇女为妻，藏汉族通婚就势必在家庭内部“一半生男为汉语”的局面，藏语呈形成藏汉语的接触，出现现衰退趋势。不但吐蕃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而且他们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已能“种禾黍”、“著锦“养蚕缲茧”、了。这些都足以表明当时凉州的吐蕃人为衣”已汉化。

在晚唐五代时期，河陇地区吐蕃人的汉化应该已是一个较常见的社会现象。如晋天福三年（938年），高居诲出使

[62]于阗途中见“吐蕃男子皆冠中国帽，妇人辫发”。又如，晚

要统治工具而被大力推行，于是与汉语长期接触。因此，部分汉族逐渐学会了藏语，成为了双语人，如汉族抄经者。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执政期间（815—841年)，敦煌开展了大规模抄经活动，抄经活动主要涉及藏文、汉文两种经卷，而汉族人在抄写藏写本前应该对藏文写本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抄写吐蕃文佛经，而且许多汉族人通过抄写佛经掌握藏语[55]。随着懂藏语的汉族数量的增多，藏汉双语社区就出现了。“吐蕃统治的影响达到极点即产生了藏汉双语群体社区。敦说、写吐蕃语，尽煌的汉人不仅仅通汉语，而且能流利地听、管不明其立社动机是使用吐蕃语或为方便他们中的大多数使用吐蕃语，这些‘吐蕃化的汉人’形成了组织或社。不管何种动机，都反映出吐蕃语已深入到汉人社会的基层—社……有关社区组织的吐蕃语文书最早出现于吐蕃统治时

[56]

期，但同时建立的汉藏双语社区于归义军时期还存在。”

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移民，大部分改姓汉姓，使用吐蕃名字，表明他们正在汉化或者已经汉化[63]。在今天的甘我们据青地区，一些改用汉姓的藏族大部分都已转用汉语。此推测，晚唐五代时期，在以敦煌为代表的河陇地区，吐蕃移民在与汉族密切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地汉化，其语言也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而转用汉语。据《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记载，“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

[64]

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驯良，轨俗一变。”张议潮刚

在敦煌石窟的藏语写卷中，有两种特殊的卷子。一种是用藏文在汉字旁边注音的“对音本”，如《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一种是藏文全部或部分是汉文音译的“译音，如《阿弥陀经》、《金刚经》。这两种写卷对于研究古代的本”

藏语、汉语都是极为宝贵的语言材料。罗常培指出，敦煌石、《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金刚室发现的《千字文》

经》等“几种藏译汉音写本大概都是吐蕃占据陇西时代为学习汉语的方便而作的，所以应该是唐代宗宝应二年（A.D.763）到唐宣宗大中五年（A.D.857）之间的东西。从发见的地域看，它们所译的语言似乎就是当时沙州或沙州附近流行

[57]

的方言。”周季文等虽然认为罗常培把这些藏文写卷产生

收复河西时，河西的语言状况是“犹杂蕃浑，言音不同”，还存在吐蕃语等民族语言，但是在“训以华风”之后，河西的吐蕃语等民族语言受到汉语的影响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地自晚唐五代以后，河陇地区的藏族逐渐域分布在逐渐缩小。

汉化，其语言与汉语在密切接触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经过千余年历史长河的涤荡，藏到汉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语的地理分布慢慢地向青藏高原收缩，渐次形成了现代藏语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分布格局。

五、结语

综上，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是广泛而深入的，是频繁而丰富的。

藏汉语接触对藏语和汉语都产生了影响，促使藏汉语发生了变化。藏汉语因语言接触而发生的变化既有语言功

时间的下限定得过早，但是对赞同罗常培“几种藏译汉音写本大概都是吐蕃占据陇西时代为学习汉语的方便而作”的观点，认为吐蕃政权崩溃瓦解以后，“操吐蕃语的‘靠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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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泽：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能上的变化，又有语言结构上的变化。语言功能变化包括出凡,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6.10~11.6.46.

现藏汉双语人、双语社区和一些汉族、藏族分别转用藏语、[29]李佳俊.西藏游记[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汉语。语言结构变化主要是词语的借用，其中藏语借用唐代156.

汉语的词语较多，如萝卜、剪子、茶、公主、当归、寸、桌子等[65]。

[31]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藏汉语接触引发的语言功能变化，我们现在只能从尘1994:17~31.

封的文献中才能发现，而藏汉语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变化[34]周季文.藏文翻译史略谈[J].中国翻译，1984，(7).却依然活跃在现在的语言中，如藏语中的一些汉语借词。这[35]黄布凡.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J].语言些借词是藏汉语接触的结果，也是藏汉民族关系的生动体研究，1981，(1).

现。自唐以降，藏汉族一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往[3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Z].成都：四川民来，藏汉语接触也绵延至今，她在推动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族出版社，1983:84~85.

前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8]祝卓主编.人口地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85.

注释:

[39]刘建丽.唐代吐蕃与汉民族的融合[J].西北师大学①《旧唐书》中的名悉猎，在《全唐诗》纪事中又作明悉报(社会科学版)，2001，(4).

猎，其实皆为一人。现在的一些著作又将其名写作名悉腊。

[42]赵璘.因话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26~27.②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45][51][60]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载体。此处的“文化”不包括语言，而是将语言从中剥离出势和特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来，以便于看清其作为文化载体时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关系。

[49][50][53][6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Z].[宋]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913~914.919.914.91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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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马

伟]

民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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