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的石刻从规模上也超出了以往的陵园石刻,超大的体量表现出大唐盛世的宏大雄壮之势,乾陵石刻的雄浑气势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高大宏伟,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深邃与大气。而这种精神气度在乾陵石刻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一种深邃而强大的精神力量与简洁朴实的雕刻形式相辅相成。乾陵石刻无论是雍容华丽的人物还是张扬霸气的动物,都能从它们宏大的体积内感受到一股涌动的力量,而那些流动的线条中又有着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可以说乾陵石刻艺术就是大唐盛世社会风貌的实物佐证。
唐代乾陵石雕刻。在今陕西乾县梁山。陵园南向,分内城和外城,石刻群有内城四门石狮各一对、北门立马六(今存一对)。“神路”排列的石刻计: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石马和马夫五对、石人十对、无字碑、述圣记碑各一、六十一宾王像。是现存唐代陵墓中规模最大的石刻群, 组合形制自乾陵始为唐陵石刻定制。 均采用形体浑厚、庄重,轮廓方整的形式,运用圆雕、浮雕、线雕的综合技法制作,以突出其纪念意义。
仗马即仪马,是朝廷仪仗队伍(车、马和步行)中一部分。远在商周,真车马随葬,后用车马俑代之。仗马自乾陵后均在神道置五对,在北门置三对(陵北)。
翼马继承了南朝石刻辟邪的特点;翼马 :头有角,两胁有翼,
历来被看作祥瑞。唐诸帝陵自乾陵始各有一对,位于驼鸟与华表之间,两胁繁复,腹下四腿内中空。鸵鸟是外域珍禽贡品,其故乡视为珍禽。陵前置石鸟,东汉已有。自乾陵始唐诸陵均置在仗马之南,翼马之北。
唐代自乾陵起,帝陵四门以石狮为门兽。造型变化大,行狮(昭、顺陵;西亚)、蹲踞狮(乾陵后诸陵;印度)。桥陵后石狮有牡牝之别,左牡(卷毛合口)右牝(披毛张口)。蹲狮侧面轮廓线呈三角形,突出雄伟的
气势;
陵前置石人成为定制,当始于乾陵。唐帝陵中乾陵有十对石人,双手握剑;
持剑石人像头戴皮弁,身穿宽袖长袍,直立的形体相似而面部特征各异,应是宿卫宫殿的直閤将军;六十一瑸像表现的是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者,也是形象记录唐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珍贵史料。
乾陵位于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一座石山。陵园内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沿主轴线列置的120余件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群,成为盛唐社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让人感受到它所体现的盛唐时代精神。 从梁山南二峰的天然双阙起,往北依次对称排列。秦始皇树翁仲像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的帝王以翁仲石像守卫陵园。翁仲之北是两通石碑,西边的一通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它是女皇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纪念碑,碑高6.30米,宽1.86米。碑文约5600余字,武则天亲自撰文,中宗李显书丹,笔划初刻填以金屑,现今个别字的金迹尚在。东侧一通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约98.8吨。碑身雕有八条互相缠绕的螭龙,左右两侧各四条。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两侧各线刻高4.12米的“升龙图”。碑座阳面线刻“狮马图”,长2.14米,宽0.66米。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为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无字碑唐时立,但不铭唐人一字,留下诸多待解之谜。目前主要有“德大说”、“遗言说”等。“德大说”是武则天认为自己以女子称帝,“功高德大”,难以用文字表达,故仅立白碑;“遗言说”是说武则天临终前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故不铭一字。从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明崇祯六年(1633)的530年间有“往来登眺者题咏诗篇刊其上”,计39人42段。 其中无字碑阳面正中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朗君行记”题刻是用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谜”的罕见的契丹文字镌刻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在两通石碑的紧北边,竖立着61尊蕃臣石像。东群29尊,西
群32尊。这些石人是当时唐王朝属下的少数民族官员和邻国王子、使节。武则天为炫扬高宗及武周朝的威势,将他们雕像立于陵前。在石人像的背部刻有国别、官职和姓名,今字迹可辨认者有“木俱罕国王斯陀勒”、“盛于阗王尉迟璥”、“吐火罗王子持羯达犍”、“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等七尊。陵园内城的四门之外,还蹲踞着4对8尊高大雄伟的石狮,以朱雀门外的最为雄伟。这对石狮昂首挺胸,巨头披鬃,瞋目阔口,两足前伸,身躯后蹲,凛然挺拔如泰山。置石狮于陵前,增加了陵园的神圣和威严气势。
顺陵新发现的石羊、石虎、仗马,以及乾陵首次发现石虎揭示了武则天与李唐之间的争斗。 “在唐朝,石羊、石虎均为人臣之墓,设置石羊意为皇帝希望人臣像绵羊一样温顺,而设置石虎,则是希望人臣像老虎一样为君主服务。”专家在乾陵北门还发现了石虎。“这意味着乾陵在武则天称帝前,曾摆放有石虎,而武则天当权后将其深埋。在武则天之后,唐陵之中再没有出现石虎,这成了陵园转折的标志。”考古专家分析,武则天特别忌讳石虎,视之为“人臣象征”,以前在乾陵也没有发现过石虎的标志。如今这些被掩埋的石刻全部被立了起来,向人们展示着当时的政治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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