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

６１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严耀中撰于中唐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本文或简称《志》）作为正史地理志的扩充，“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史料价值是很大的。其中所涉及宗教者，主要在于其所载之祠庙。该书所载祠庙等各类宗教场所并不多，肯定和当时这类场所实际存在状况数量上非常悬殊。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仅仅记载这些有限的宗教场所，是因为当时人对这些数目有限的祠庙有着特别的重视？还是仅出于李吉甫个人的某种观念？对此本文试图作一些解析。先按今本《元和郡县图志》各卷顺序列出其所载之祠庙：集灵台：关内道，京兆府，昭应县，祀神也，原华清官；通天台：关内道，京兆府，云阳县，甘泉宫中，祭鬼神；自起祠：关内道，京兆府，咸阳县县城中；蒙恬祠：关内道，京兆府，咸阳县西北十五里；汉龙泉庙：关内道，京兆府，兴平县，庙名系“武帝庙号”；马祖坛：关内道，京兆府，郊县东北三十二里龙台泽中，祭马神；楼观：关内道，京兆府，整厘县东三十七里，道院；昭仁寺：关内道，邰州，宜禄县西浅水原，唐太宗平薛仁杲处诏立，“碑，谏议大夫朱子奢之词也”；玉华寺：关内道，坊州，宜君县北四里，原玉华宫，玄奘译经处；黄帝祠：关内道，延州，肤施县；拂云堆神祠：关内道，丰州，西受降城，“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万方数据６２唐史论丛启母祠：河南道，河南府，登封县东北七里；等慈寺：河南道，河南府，汜水县东七里，唐太宗平窦建德处诏建；魏文帝祠：河南道，毫州，谯县东五里，曹操父子旧宅；玄元皇帝祠：河南道，毫州，真源县东十四里；李母祠：河南道，毫州，真源县东十四里，李即“先天太后，今谓之洞霄宫”；邓艾庙：河南道，颖州，下蔡县西一百二十步，其“营屯田，后人赖其利，因为立祠”；河侯祠：河南道，滑州，白马县南一里，为纪汉王而建尊东郡太守；子产庙：河南道，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子产墓旁；鲁恭祠：河南道，郑州，中牟县，恭系东汉时县宰，“有善政，人为立祠”；孔子庙：河南道，陈州，宛丘县城内弩台上；八卦台及坛：河南道，陈州，宛丘县北一里，古伏羲画八卦于此；鲁肃庙：河南道，泗州，宿迁县东南一里；贾君祠：河南道，蔡州，新息县北一里，纪念东汉县长贾彪；孙叔敖祠：河南道，光州，固始县西北七十五里；尧祠：河南道，兖州，瑕丘县东南七里；泰山府君祠：河南道，兖州，鱼台县西十二里；青石山祠：河南道，兖州，龚丘县西三十里，自北魏始，因山奇而“祈雨辄应，故古今祀之”；岳庙：河南道，兖州，乾封县北三十里，泰山南麓，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女娲庙：河南道，兖州，任城县东南七十六里承注山下；神通寺：河南道，齐州，历城县东七十里琨瑞山郎公谷；尧母庙：河南道，濮州，雷泽县西南四里；海神庙：河南道，莱州，掖县西北十七里；海渎祠：河南道，登州，黄县北二十四里大人城上；舜庙（祠）及二妃坛：河东道，河中府，河东县蒲坂城，庙在城内坛在外；五老仙人祠：河东道，河中府，虞乡县西十七里；后土祠：河东道，河中府，宝鼎县西北十一里；赵盾祠：河东道，绛州，太平县西南十八里；李牧祠：河东道，绛州，太平县东北十三里；台骀神祠：河东道，绛州，曲沃县西南三十六里，台骀为汾神；万方数据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稷祠：河东道，绛州，稷山县南五十里稷山上；大禹祠：河东道，绛州，龙门县西二十五里龙门山；唐高祖庙：河东道，绛州，龙门县西二十五里龙门山之顶；尧庙：河东道，晋州，临汾县东八里；姑射神祠：河东道，晋州，临汾县北十三里姑射山东，武德元年敕置；龙子庙：河东道，晋州，临汾县姑射山东；老君祠：河东道，晋州，神山县东南二十里，武德三年置；师旷祠：河东道，晋州，洪洞县东南二十五里；普济寺：河东道，晋州，霍邑县，“贞观八年奉诏，以破宋老生，于此置寺”；霍山庙：河东道，晋州，赵城县东南三十里霍山上；禹庙：河东道，慈州，昌宁县西南一百五里龙门东岸；受瑞坛：河东道：太原府，晋阳县，唐高祖“受瑞石于此坛”；晋祠：河东道：太原府，晋阳县西南十二里，“一名王祠，周唐叔虞祠”；介之推祠：河东道：太原府，晋阳县东五十里；原过祠：河东道，太原府，榆次县东九里，“俗名原公祠”；麓台山祠：河东道，太原府，榆次县东南三十五里麓台山上，“俗名智伯祠”；６３妒女祠：河东道，太原府，广阳县东北九十里妒女泉，“土人祀之，妇人祛服靓妆，必兴雷电，故日妒女”；ｂ商祠：河东道，汾州，西河县北四十里；祝融祠：河东道，仪州，辽山县北二里；天池祠：河东道，岚州，宜芳县北燕京山上；河神祠：河东道，代州，雁门县南，“开元九年，并州刺史张说奏置”；火井祠：河东道，云州，云中县西五里火山，山有火井；昭福寺：河东道，沼州，永年县西南十里，为“皇家平刘黑闼垒”置；七贤祠：河北道，怀州，获嘉县西北四十二里，“嵇、阮祠也”；狄仁杰祠：河北道，魏＝｝｝ｌ，贵乡县东南四里，狄“为魏州刺史，百姓为立生祠”；西门豹祠：河北道，相州，邺县西十五里；比干庙：河北道，卫州，汲县北十里；太公庙：河北道，卫州，汲县西北二十五里，“太公，即河内汲人也”；开业寺：河北道，赵州，元氏县西北十五里，北魏“赵郡李徽伯之１日宅”；万方数据唐史论丛汉世祖庙：河北道，赵州，柏乡县北十四里，一名坛亭，“世祖即位之千秋亭”；管辂祠：河北道，德州，平原县西南一里；尧祠：河北道，定州，望都县南四十里；郊坛：河北道，定州，恒阳县东南十二里；恒岳观：河北道，定州，恒阳县南百余步；真君庙：河北道，定州，恒阳县东北十里嘉禾山下；恒岳下庙：河北道，定州，恒阳县西四十步；淮渎庙：山南道，唐州，桐柏县西六十里桐柏山东北；季梁庙：山南道，随州，随县南门外道西三十二步；杨君神祠：山南道，兴州，顺政县西南二里，“即杨难当神也，土人祠之”；钳川神祠：山南道，扶州，钳川县西北十里，“水、旱，人祈请焉”；头陀寺：江南道，鄂州，江夏县东南二里；鲁肃神祠：江南道，沔州，汉阳县鲁山上；官亭湖神庙：江南道，江州，浔阳县东南九十里；衡岳庙：江南道，衡州，衡山县西三十里；义帝祠：江南道，郴州，郴县南一里；淮南王子庙：江南道，道州，江华县南七十二里，“今名东塘神”；江渎祠：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县南八里；先主庙：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县南二十里；邓艾庙：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县西二里；望帝祠：剑南道，彭州，导江县灌口镇；李冰祠：剑南道，彭州，导江县西三十三里；青神祠：剑南道，眉州，青神县，即青衣神；石新妇神［２］：剑南道，剑州，普安县东北四十九里；邓艾祠：剑南道，剑州，梓潼县南百步；张道陵祠：剑南道，陵州，仁寿县西南百步；北庙：岭南道，广州，南海县北三里，“即尉佗之庙”；虞翻庙：岭南道，广州，南海县西北三里；海庙：岭南道，广州，南海县东八十一里；石九子母祠：岭南道，交州，龙编县东十四里；万方数据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６５汉高祖庙：陇右道，秦州，上邦县东北五里；朱邑祠：淮南道，舒州，桐城县西南，“邑为桐乡啬夫，廉平有恩，县人思之，为立生祠’’‘３１；赤松子祠：岭南道，泷州，建水县。…以上摘录李吉甫在书中所载祠庙，是依据：（１）无论是祠、庙、坛、观或寺，一般都系当时还存在与崇拜对象相关的建筑或场地，哪怕是生祠；（２）作为一个当时有着宗教作用或具有宗教性质的场点介绍的，如用作祭祀之类。反之，若书中提到兖州一些县里孔子墓、孔子故居等遗迹很多，但不说有孔庙，这也许说明作者的一种态度，所以在这份祠庙名单中，兖州无孔庙；（３）因此不包括已废的，或作为其他场所之附名的，尤其是非唐代所建之祠庙名称。据此三个原则所列的祠庙，上述统计为１０２处，应当是中唐时代在李吉甫笔下反映的一种宗教场所存在状况，其中很多可以补《唐书》之缺。虽然今本《元和郡县图志》有一些缺失，但经前人校补辑佚，所遗失部分对上述统计总数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些带宗教性质的场所大致可归属为四类：（１）佛教；（２）道教；（３）民间崇拜；（４）官府祭祀场所。其中以第四类数目为最多，有中央朝廷奉旨所立的，也有地方官府请立的。当然，其中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佛寺、道观、民间祠庙都可以具有官方性质。佛教的寺院在今本《元和郡县图志》里只有八所，和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因为在此前之隋代，有籍可统计的“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而“皇唐启运，弘敞释门，功业崇繁，未可胜纪”【５Ｊ。《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更明确说：“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只是零头的这八所寺院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有四所奉太宗旨意所建，如等慈寺，唐太宗平窦建德处诏立。太宗此诏颁于贞观三年十二月，次年五月建造毕，皆由虞世南、李百药、朱之奢等“为碑记铭功业”。但在《唐会要》里没有朱之奢撰碑铭之昭仁寺，所以《志》可补《唐会要》之缺Ｍｊ，至于其他同类寺院而未见于《志》，可能是佚文的缘故。其他四所列明的寺院都有特殊之处，玉华寺原系王宫；头陀寺为《昭明文选》中唯一载有碑文的佛寺¨１；唐代开业寺有两个，一个在长安系官寺，《志》所载者与赵郡李氏关系密切，可为门阀与佛教之典型结合［８１；在历城郎公谷的神通寺，所在地因“符秦时沙门竺僧朗隐居”一１而得名。不过后三个寺虽各有特殊之处，但毕竟和太宗诏立等官寺有别，《志》为何载之还有待探讨。万方数据唐史论丛关于道教的祠观就更复杂些，除张道陵祠、真君庙、老君祠等明显属于道教的外，地方崇拜祠庙一般也被收人道教系列。这样一来，《志》中所载的道教场所就大大多于佛教的了。这或许是与李唐皇朝尊奉老子为李氏始祖，建“玄元皇帝祠”相关，从而也影响到官方道观的存在数量以及曾任宰相的李吉甫之注意力。另一方面，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和地域风土人情有着更多的联系，地方神祗后来也都被收入进道教的万神殿，《志》作为“郡县图志”，当然会更多地注意到那些与地方文化联系较为紧密的宗教场所。而在盛唐之前虽然佛教在中国已广为传播，但作为中国佛教的诸宗多数尚未成气候，更没有具地域纪念意义的所谓“祖庭”之强调。换言之，直到《志》的成书之日，中国佛教之地域系的特征还不够明显，至少不如道教，这就影响到佛教寺庙在一本唐代地理著作中的出现概率。一般地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或多或少都带有地方性，即使是属于全国性宗教的佛、道两教，从所供偶像，及其造型装饰和崇拜方式都会有地方色彩，更不用说对地方特有的鬼神和人物之崇拜了。但《志》所载，只是当时众多地方性祠庙里的九牛一毛。这些祠庙之人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本朝所建，如绛州之高祖庙，太原府的受瑞坛等，其实敕建的道教玄元皇帝祠和李母（先天太后）祠和佛教普济寺等，都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当朝史家不能不记。二是祀典所载的神祗，礼制规定“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以及“祀官以当界州长官，有故，遣上佐行事”¨０｜，等等。如从京师的集灵台，到马祖坛¨１｜、衡岳庙、江渎祠、尧祠等各类祠庙，皆由朝廷来祭祀。不过《志》之所载，也未齐全。当然，《志》有佚文是个原因，但另外恐怕与祭祀场所情况相关，对自然界中山川等行祭，有的地方盖了或设置了永久性祠庙等，有的则临时张罗场所或仅有露天石供桌等Ｈ引，所以《志》之所载皆为祠庙。三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官祀场所，如代州的河神祠，魏州的狄仁杰祠，舒州的朱邑祠等。这些祠庙通常都是要经过地方奏请，朝廷旨准等手续，而为州县所重。四是传统的，即从两汉或更早时期就作为官方祭祀的祠庙，如尧庙、西门豹祠、禹庙等，及黄帝祠、魏文帝祠等历代帝王的庙祠，至于子产、介之推、鲁恭、贾彪等。这些祠庙之仍存在于中唐，或是因传说中古代帝王及有德或有功之正面人物被世所共尊，至少为地方追念祭祀，故香火不绝，若尧、黄帝等［１引；因未被破坏而幸存，曹魏帝庙在而晋诸帝无，恐怕与此有关。这些祠庙也有官祀的性质，或被朝廷或被州县所常祀。五是一些有特色、有影响的民间崇拜。如太原府的妒女祠，是因为广阳县东北九十里有妒女泉，“土人祀之，妇人核服靓妆，必兴雷电，故日妒女”［１４【。还有少数民族的，如丰州西受降城的拂云堆神祠，是系“突厥将人万方数据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６７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ｍ３而存在。但这些少数民间祠庙之所以能出现在《志》中，除了当时文献上有载外，还要被作者李吉甫认为是“有特色、有影响”的。所以这１０２所祠庙被《志》所载，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作者的兴趣或其他考虑，如时为宰相的李吉甫专门为西受降城向皇帝“密陈便宜”，必定对那边宗教场所之作用很熟悉也很重视。因此它们被记载也就有着相当的偶然性。通览这１０２所祠庙的地理分布，必定会注意到它们的不均匀性。河东、河南二道里所载祠庙特别多，前者２２所，后者２９所，两者正好占了总数的一半。再是河北道１３所，关内道１ｌ所，剩下六道被《志》所载的祠庙只占总数的１／４多一点点。当然要考虑到《志》有所佚失，但所失不多，剑南道和陇右道无缺，江南道六卷里只有其中一卷有一些缺失，而河北道四卷中缺了一卷半，因此《志》有佚文不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连重要原因也算不上。张弓先生曾对唐代的佛寺做过统计和地域分析，把它们的分布归纳为五个区：（１）至密区：京畿、都畿、江南东；（２）次密区：河北、河南、淮南、江南西；（３）间密区：河东、山南东，剑南中、南诏中；（４）次疏区：关内、陇右、山南西；（５）最疏区：岭南、黔中、剑南西北。认为其分布“的整体特征是东密西疏”，并和经济文化是否发达紧密相关。¨钊由此可见，除了一些边远地区如黔中、剑南西北等以外，唐代的佛寺分布状况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之祠庙的地域分布密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之产生，愚见以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虽然“宗教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因此“老往着安定繁荣的地方跑”【ｌ引，这对绝大多数依靠施主和自身经营的佛寺而言可能是正确的，但确立的祭祀，是为了体现君权神授，或树立民之楷模等政治目的，经济上的成本考虑是很少的。当然，哪个地方的传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承袭下来的祭祀对象也就会多一些。把这两个因素加起来视之，起自秦汉，直至中唐，政治与文化中心都在长安、洛阳两京，所在其周围对应的地域关内道、河南道和河北道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祠庙就自然多了。河东道不仅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更是李唐皇朝的发家之地，其政治上的重要性当然要超过其他区域，官方在河东多树立一些礼祭的祠庙，以显得李家在当地恩泽深厚、根深叶茂，也是自然而然的。第二，作者李吉甫本身的经历有两点可注意，一是他曾“奏收都畿佛祠团”。有司曾请为已亡公主起祠堂，遭他以费钱劳民、不合礼制，极力反对而罢；二是其任外官先万方数据６８唐史论丛“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为相后又出任淮南节度使。［１引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李吉甫对祠庙之类并无好感，认为劳民伤财，所以他所久待的江淮等地祠庙都提及很少¨９｜，恐与此相关。后来他的儿子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时，曾雷厉风行地“除淫祠一千一十所”ⅢＪ。应该与其父的态度是一致的。当初在李吉甫眼里，恐怕早就以为这些他所了解的祭祀场所是“淫祠”而不值一提。更加上在李吉甫之前，狄仁杰为江南巡防使时，毁淫祠“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而已”拉１｜。狄仁杰此举不仅大大减少了历代祠庙在唐代江南的遗存，也一定赢得了李吉甫的同感，《志》中特别提到狄“为魏州刺史，百姓为立生祠”，绝非随手之笔。第三，几乎是与南方的形势相对照，北方有着重视各种祭祀的传统。除了因为自三代起政治文化中心俱在北方，因而可祭祀对象要大大多于南方外，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虽颇用古礼祀天地、宗庙、百神，而犹循其旧俗，所祀胡神甚众”ｍ１。这又扩展了不少祭祀对象，包括自然神和女神心引，流风及于隋唐，并会在《志》中留下蛛丝马迹。这或许和北方比较干旱的自然环境需要祈雨有关，因为“唐代地方政府更多是向‘诸神’（包括了山川神），即当地的神祠祈雨”ⅢＪ。若兖州青石山祠之立，自北魏始，因山奇而“祈雨辄应，故古今祀之”。诚然，宗教场所如果没有相应的信众基础，至少其影响力会大为降低。张弓先生所指出的佛寺“最疏区”和《志》里祠庙分布情况相近，这方面的原因是一样的。但张先生将关内道列为“次密区”，而在《志》里，关内道中祠庙密度其实不亚于河北、河南诸道，个中原因应该与寺庙的宗教属性相关。佛教是全民性的，无论汉族还是非汉族当时大都信奉佛教，佛寺建筑与民族分布关系不大，所以“南诏中”则被列在中等的“间密区”，而《志》中无该地祠庙的记载，此和关内道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志》中祠庙除个别外，都是汉族的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是汉文化传统的体现，它们中大部分被列入各级的官祭对象，正是为了要证明祭者在华夏法统中的地位。南诏等地当然不会有如此的祠庙，关中之长安系数朝京都，《志》中多京兆祠庙，是不奇怪的。四在《志》所载诸祠庙中，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其一，《志》仅载河南道陈州宛丘县城内弩台上有孔子庙，其他州县无，此该作何解？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唐朝建立伊始，便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㈣。有学校则必有祀孔之庙在其内，如同每个州县都有城隍庙一样，没有必要一一载明。宛丘万方数据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之孔庙则另置于县城内弩台上，十分特殊，可能李吉甫以其为地域标志而值得一记。二是高祖时，曾“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初则“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后屡有反复。这实际上和“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２叫的今古文之争牵扯在一起了。不过李吉甫曾自称其系“业以儒进”的“书生”【２川，当更愿以先师为先圣，故由此亦可窥见其之为学意向。其二是在岭南道交州龙编县东十四里的石九子母祠。龙编即今之越南河内，但其当时是唐朝境域内的一个县。九子母在史籍上最早见于《汉书・成帝纪》“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条的应劭注日：“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画堂画九子母。”这说明此神汉代就已经出现在华土，当时太原府的崇福寺里也有“九子母院”１２８Ｊ。又“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像，装塑甚奇”，河南稠桑也有“灵应九子母祠”［２９１。在中国，鬼子母和九子母在佛教名义下的合成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并在文献和造像上出现了多重形象。如庐江一位杜姓妇女“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㈣Ｊ。可见，当时内地和边地在诸神崇拜上的一致性。这还涉及《志》里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其中有不少的女神祠庙，除石九子母祠外，还有启母祠、李母祠、女娲庙、尧母庙、妒女祠、石新妇神等，比例不小。不过除了位于剑南道和岭南道的石新妇神、石九子母祠和唐代新建的李母祠，其他都在《水经注》里记载过。因为郦道元没到过南方，所以《志》中所载女神祠庙，是对《水经注》的一种补缺。其三，《志》中记载了一些被祭祀的真实历史人物祠庙，除一些帝王外，如白起、蒙恬、虞翻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邓艾庙竞有三处之多，一在河南道颖州下蔡县；二在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县；三在剑南道剑州梓潼县。当然，地方上凡立祠庙，必有理由，问题是当时州县有诸如此类祠庙总数成百上千，《志》里所载可以说挂一漏百，而邓艾祠竞有三见，应该是有原因的。这和唐代诗歌中儿童们“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３１３的情形是一致的，说明唐人对邓艾这个历史人物特别熟悉，或许也因为邓艾作为有功而被杀的悲剧性人物∞２ｉ，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动荡后，更体现出人们对命运不可抗拒之无奈所产生的同情与追思。∞引道教经典《洞渊神咒经斩鬼品第七》里称“中国有大鬼王邓艾”，故“今世间传养，立祠不绝”Ⅲｏ，可谓其“死亦为鬼雄”！与此对比，《史记・封禅书》所载秦汉时诸多祠庙，若秦时雍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等，在《志》中已不见踪迹。¨列说明官立祠庙若无民问信仰的基础，一旦有朝代鼎革等政治变化，便会销声匿迹。其四，宋程大昌为本《志》作《跋》，云李吉甫撰是书“必皆熟按当时图籍言之，最为万方数据７０唐史论丛可据”。然而正如李氏在《志》序中言书中“漏略犹多”，若孙星衍在其《序》里所举“鱼台不见伏羲陵”等。那么地方祠庙的漏略，和作者主观意图有否关系？程晋芳在其《跋》中指出本《志》二大佳处之一，是“古迹所引不多，唯取以证地所在”【３６｜。也就是说，《志》中所列的一些祠庙，是因为它们在当地是标志性的建筑物。这恐怕确是祠庙是否为本书所载的一个重要原则，可以为读者消解不少疑虑。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则，因为《志》中对一些祠庙被祭祀是说明原因的，而且有的一地数庙，有的一地竟无记载，不能说那里一个祠庙都没有。所以李吉甫选择性记载之原因还是多方面的，虽然会有主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此书“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迭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那么《志》中对地方祠庙的选择性记载也应该是其“体例”之一。所以对其选择情况做一些解析，重在开创思路之多绪，希望对理解该《志》及后来同类的书会有所帮助。注释：（１］（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前言”，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页。［２］此系“望夫石”之类而被尊为神，按体例，“神”字之后恐有佚字。［３］该条为佚文，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补，《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８０页。［４］该条为佚文，据《太平寰宇记》补，《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８９页。［５］［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第八》，范祥雍点校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２页。又，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在各种现存文献中，“爬梳检择，积千有奇”，可供参考。张弓先生在所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中统算“《方志》汇计累积显示的东汉至唐佛寺５３３５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７页），不过其中很多寺院已不可考。［６］［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８９－－－９９５页。［７］［梁］萧统：《文选》卷五九王简栖：《头陀寺碑》，李善云其“文词巧丽，为世所重”，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８１０页。［８］参见谢重光：《读开业寺碑论晋唐时期士族－９佛教寺院的关系》，见《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９—１６０页；严耀中：《唐开业寺考》．见《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２＿３５６页。［９］（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０《河南道六》齐州历城县“神通寺”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７页。万方数据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１０］（后晋］刘昀：《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９１０页。７１［１１］在海渎岳镇诸祠之外，《志》独载马神之祀坛是有原因的。《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云：“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问。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牟羊杂畜，不啻百万”，并“置七马坊”（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８６１页）。此记载突显对马之重视。唐在北与西方战事中屡屡得胜，多倚骑兵之骁勇善战。《志》在此祀，反映了李吉甫作为执政者的意识。［１２］其区别，参见严耀中：《（魏书・地形志）和（水经注＞中的北方所祀诸神》，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９期，第１１２—１１８页。［１３］参见严耀中：《关于北朝的尧帝崇拜》，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１页。［１４］［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广阳县“妒女祠”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７３页。［１５］［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丰州西受降城“拂云堆神祠”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６页。［１６］参见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０、１５１页。【１７］严耀中：《江南佛教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页。［１８］分见《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９９４页；《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附李吉甫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７４１页。［１９］淮南可视为扬州异称，而与三吴一体。如张伟然先生说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其文化归属唐人目为吴楚之郊”。见氏撰《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见《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６７页。［２０］（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５１ｉ页。［２１］（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２０８页。［２２］［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３９０６页。［２３］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９５－－２００页。［２４］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２、３２３页。［２５］（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０五武德七年二月《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９０页。［２６］［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４３页。［２７］［清］董诰：《全唐文》卷五一二李吉甫《忠州剌史谢上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０３页。［２８］［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四《周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１２页。万方数据７２唐史论丛［２９］［宋］李劳：《太平广记》卷一六Ｏ“李行修”条引《续定命录》，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９３１、１１５１页。［３０］［宋］李防：《太平广记》卷二九二“陈虞”条引《异苑》，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３２４页。［３１］［清］曹寅：《全唐诗》第八函第九册李商隐《骄儿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８年印本，第１３８２页。［３２］实际上北前邓艾庙有更广泛的分布。如《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司马恬”条弓Ｉ《异苑》云：“京Ｉ：／新城有邓艾庙，毁已久。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梦一人自称邓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与修造之。”（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１８３页）此条虽不能说明京口之邓艾庙是否存留至唐代，但可见邓艾之事迹在古代影响之大。＋［３３］关于邓艾祠之设。严耀中：《（魏书・地形志）和（水经注）中的北方所祀诸神》，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对北朝邓艾祠之分布傲了一些介绍和解读。蔡宗宪：《邓艾祠庙的跨域分布及其祭祀争议》，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２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０页一１６９页，书中做了更详细的中古时期邓祠分布之综述和兴废原因的解释。［３４］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斯３１８，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６７—４６８页。［３５］汉代祠庙在《志》中，尚有少数保留，如云阳县甘泉宫中的通天台，宝鼎县的后土祠等。［３６］程大昌、程晋芳、孙星衍所作之序和跋，均见于本《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的附录。（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万方数据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严耀中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唐史论丛

Tangshi Luncong2014(2)

引用本文格式：严耀中 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期刊论文]-唐史论丛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