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学的论争及其对教会学校的影响

英语教学的论争及其对教会学校的影响

作者：喻冰峰

来源：《科技视界》2013年第36期

【摘 要】为了传播基督福音，西方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先后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在发展教会教育的过程中，对是否开设英语课和实施英语教学，传教士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论争，英语派取得了最后胜利。英语教学的开展给教会学校带来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教会学校；基督教；英语教学

为了传播基督教，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先后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语商业价值的凸显，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教学。英语教学的开展不仅引发了传教士内部的激烈争论，而且也使教会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1 教会学校在华的创办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天主教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到18世纪时，由于与罗马教廷发生了礼仪之争，康熙帝下令禁教，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被迫中止。再次来华传教的是基督新教传教士。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委派来到广州，开始了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1818年，马礼逊与另一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学校的规模不大，只有一二十名学生，其中不少学生是从大陆带过去的。英华书院是西方新教传教士为华人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学校创办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熟读《圣经》，宣传基督教。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香港和广州的一批英美传教士为了纪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并于1839年11月在澳门成立了马礼逊学校，由美国人布朗担任校长。1842年，学校迁至香港，它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正式的教会学校。

在1807年至1840年间，由于清政府实行禁教政策，来华传教士人数不多，创办的教会学校不到十所。除英华书院和马礼逊学校外，主要还有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1835年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在澳门创办的古特拉富学塾、1836年美国浸礼会的叔未士夫人（Mrs. Henrietta Shuck）在澳门创办的美国在华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等。[1]（PP5-6）鸦片战争后，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建立的教会学校数量增多。1840至1860年期间，教会开办的洋学堂共约50所，学生约有1000人。这一时期开设的洋学堂主要有：1844年由阿尔德赛女士受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1850年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的英华学塾以及美国公理会于1853年在福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和文山女塾等。[2]（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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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后，教会学校的数量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导致教会学校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有：首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设学，扩大了传教士办学的范围。之后，“教会开办学校不限于香港、澳门和五口商埠，而是向沿海和内地扩展。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十多年时间，教会学校的数量有较快的发展，总数约为800所，学生4万人。主要是小学，也出现了中学，约占总数7%。”[3]（P269）其次，洋务运动的开展助推了传教士教育事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民用企业的创办和发展，需要一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为教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传教士的教育、文化和传教事业的兴盛主要在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高潮以后，这绝不是偶然的，洋务运动的开展显然对传教事业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4]（P382）第三，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进一步助推了教会学校的发展。由于前期的教育发展，教会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日趋成熟，教会教育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发展高等教育。为推动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向各界发出了《关于中国创建教会大学之呼吁》的倡议，一些传教士积极响应，呼吁通过走联合之路，以提高教会学校的规格。[5]（P133） 1900年中国的教会大学规模较小，总共只有164名学生。1900年以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10年教会大学共有学生898名，1919年入学人数差不多比1910年增加了一倍。1925年教会大学的学生数接近3500名。[6]（P152）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共有14所基督教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州岭南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3]（P271）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教会学校日益完善，建立了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完整教育体系。 2 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论争

在早期，开设英语课的教会学校数量不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培养合格的外语人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最早提出在教会学校设置英语课的是上海英华书院，1865年上海英华学堂校董事会决定重视英语课程的教学，甚至决定进行其他课程的英语教学。此后，各沿海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陆续开设了英语课。[2]（P231）英语课程的开设及其影响立刻引起了一批传教士的担忧。他们担心这种局面将危及到教会学校创办的宗旨即在华传播基督教。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提出了用汉语教学的主张，由此引发了一场英语教学的论争。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B.C.Henry）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文章，主张应该开设英语课程，实施英语教学，以满足中国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1]（P54）而长老会华中差会则于1884年通过决议劝阻所属学校教授英语。[6]（P62）但随着英语商业价值的上升，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学校对英语教育越来越重视。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将英文作为教学语言的教会学校之一。1888年卜济舫任该校校长后，历推英语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使用英文教材，并用英文教学，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此外，“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语， 客观上为学生提供了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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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语言刺激， 形成十分特殊的英语教学环境。”[7]（P90）在他的推动下，圣约翰书院成为当时学校中英文水平最高的学校。

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将英语论争推向了高潮。会上，狄考文坚持用中国语言施教而反对用英语教学，理由包括：用汉语教学可以使毕业生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取得学术声望，引导毕业生与民众打成一片并影响他们，而英语教育使毕业生“被通商口岸吸引去”，“不去拥护（基督教）真理而是反对真理”。[4]（P219）针对狄考文的言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英文教习力为廉（W. H. Lacy）驳斥道：“福州英华书院的学生知识增长的同时，基督教思想也在增长。我坚信，在上帝的引导下，用英语教学这项工作具有广阔的前景。”[1]（PP55-56）对于英语在教会教育中的功效，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在1896年“中国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卜舫济提出用英语教学的六条理由，即“用英语教科学是最好的方式”；“中国政府对英语已经许可”；“可以避免模棱两可的专业术语”；“跟上世界其他科学的发展”；“翻译太烦琐，也跟不上形势”和“中国人思想平庸，中国文化已经到达顶峰，不可能用中文教授科学”。[1]（P57）通过论争，传教士内部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在不影响教会传播宗教的前提下，可以开设英语课。至此，持续二十多年的争论终于划上了句号。

由狄考文主持的山东文会馆和谢卫楼主持的潞河书院尽管曾一度抵挡了压力，没有开设英语课，但到本世纪初，也开设了英语选修课。1906年，山东教会大学校长在写给教会委员会的信中抱怨道，“老师和学生都在私下里学习英语，我们很难阻止，而且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英文教科书，在黑板上还可看到学生写下的英语字母表。其学校学生更是在1906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校方增设英语课，最后学校被迫作出让步，同意开设英语课。”[8]（P207）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都开设了英语。许多大学除中文课程外，都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有些大学还以优秀的英语水平而著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3]（P277）可见，英语派的胜利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客观结果。 3 英语教学对教会学校的影响

教会学校注重英语教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懂得外语的人才，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英语教学也极大地改变了教会学校的原来面貌。

首先，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身份发生了变化。起初，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遭到中国人的冷遇，那些经济状况稍好的家庭对这种学校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最初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家庭。洋务堂初期“因学生多是穷苦人家子弟或乞丐，必须免费供给衣食，学校兼有慈善性质。即使如此，在当时讲究„夷夏之辨‟的时代，到洋学堂去„拜夷人为师‟，一般舆论是不以为然的，阻力很大，入学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时有逃学、退学情况出现。”[3]（P269）但是，这种局面在19世纪70、80年代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教会学校很快由原先“穷人的学校”转变为“富人的学校”，人们不仅愿意花钱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而且愿意花更多的钱来接受教会高等学校的教育。[3]（P169）随着教会学校的学费逐步提高，许多贫穷子弟逐渐被排挤在教会学校的门外。如1901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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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半是商人子弟，其次是学者或自由职业者的子弟，农民和牧师的子弟极少。同样地，东吴大学和上海浸会学院的大部分学生也主要来自商人和学者家庭。[6]（PP156-157）

第二，改善了教会学校的经济状况。起初，教会学校的开办经费主要来自西方宣教会——差会组织和私人的捐赠。学生不用缴纳任何费用，传教士本人有时还资助个别学生。由于经费非常少，大部分学校开办时条件都十分简陋。后来，由于英语的商业价值在各通商口岸日益凸显，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教会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资助，教会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改观。例如，由于林乐知的办学模式得到上海等地显宦富商的支持，他们纷纷捐助中西书院，一些富家子弟也趋之若鹜。[4]（P219） 1881年成立英文部后，圣约翰大学的学费逐年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学费收入已超过差会拨款，成为学校的最主要收入来源。[3]（P119）美国南监理会中国差会于1889—1900年间决定重组教育工作和建立东吴大学时，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官员和商界领袖捐赠的土地与资金。[6]（P84）征收学费固然有利于学校改善经济状况，但一些传教士也担心教会大学由于收费太高而失去一般的中国教徒。为此，1922年，圣约翰、东吴、金陵和沪江大学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它们仍收较高的学费，但为了保持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学生，学校对预备做牧师的学生，对基督教牧师或其他宗教工作者的子弟提供贷款和奖学金。[6]（P157）

第三，背离了教会学校的创办初衷。教会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在中国传播福音，发展基督徒。如狄考文办学的目的在于“在强大的宗教影响下施教”，“尽可能多招收基督教徒家庭的子女”，“让虔诚有力的布道充满教堂”。[4]（P219）所以，教会学校最初主要招收基督徒子弟，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子弟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许多学生之所以选择教会学校就读，主要是为了学习英语，相反，他们对洋人传播的基督教并不感兴趣。例如，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子弟韦卓民，其父亲出于经济上的实利目的，于本世纪初年将他送进教会学校，但告诫他“不必措意于西洋宗教思想”，“不要被基督教化”。[3]（P165）所以，随着社会中上层子女的加入，教会学校的入教学生数呈下降趋势。1902年时圣约翰共有正科毕业生25名，其中16人是教徒，而预科的70名毕业生中，只有30人是教徒。[3]（P115）与此相反，那些没有开设英语课的教会学校，入教学生的比例则较高。如山东的基督教大学由于汉语几乎是其唯一的教学用语，因而对希望学英文的商人子弟毫无吸引力，学校的学费很低，学生中教徒的比例很高。[6]（P158）英语课的开设不仅导致教会学校的入教人数减少，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大多也未进入宗教领域。学生一旦掌握了少量的英语就离开学校而不愿等到毕业，离校后或进入商界或外交界而不是进入教会，还有一些学生则选择到政府兴办的新式学堂任教。如洋务派兴办的外语、军事和工程技术学校和戊戌前后建立的综合性学堂均有教会学校毕业生任教。1901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各省省会的书院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并增设西学科目。“私立中学和一些新大学都争先聘请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西学教员”，[6]（P84）教会学校毕业生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以上变化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应验了狄考文等人提出的反对英语教学的理由。但不可否认的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既懂得外语又掌握了西学的人才，使西学在中国得以广播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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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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