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46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其特点

宋代史学，是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但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以及史学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各朝对于修史的重视，宋人对于撰史的热衷，为前代所不及。因而，宋代史学成就非常突出。

１。史著与史学史学，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 宋代开朝，将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重新统一，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为避免再度分裂，朝廷对总结历史经验十分看重。宋太祖始建朝，就下令修《五代史》（后称《旧五代史》），着意从这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中寻找借鉴。史书修成，他很快批阅，第二天就发评论，有 昨日观新史 记载①。同时，宋也十分重视当代史的记录，运用史学手段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宋代史官制及其职能的完备性方面。

史官制起于唐代。唐以前，官私修史并存，尤其魏晋，私人修史很发达。唐建立统一政权后，为政治上的需要，加强了对修撰前代史和当代史的控制，尤其是当代史，中唐以后完全官修。私修必须经官审或有帝诏。唐设立了史官职务，负责 注记 、 实录 ，编修 国史.至宋，史官职进一步完善，由相应的实体机构固定下来。主要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每日对大小政事的处理及各种活动，即起居注和时政记。日历所负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成日历。实录院负责将日历整理加工成编年体的一朝实录。国史院负责将实录进一步加工，以纪传体写成几朝皇帝的当代国史。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

从搜集史料、记录史事、整理文件，到编纂 实录 ，修撰 国史 ，使宋代存留下来的当朝史料之多，为前代不可比拟。

宋代续修的前代正史主要有三部：《旧五代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其他还有：北宋宰相范质据五代各朝实录简编的《建隆五代通录》５６卷，北宋路振据五代吴、南唐等９个政权君臣事迹编的《九国志》１２卷，北宋马令编的《南唐书》３０卷，南宋陆游编的《南唐书》１５卷，等等。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

《旧五代吏》１５０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公元９７３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参知政事薛居正奉诏监修，参加者７人。这部书采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资料，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述起讫原委，各朝事实清晰不混。又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使纷攘错综的五代社会状况，条分缕析，清楚明了。但是，由于成书仓猝，资料剪裁不够，有臃肿繁褥的缺点。 因而自从欧阳修重写五代史后，《旧五代史》便不再流传。直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又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

《新唐书》２２５卷，修于北宋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至嘉祐五年（１０６０年）七月，历时１７年。当时，唐史已有五代后晋人所编《唐书》（后称《旧唐书》）２００卷，宋仁宗认为其力度不够，文笔简陋，命宋祁和欧阳修主持重修，参加者６人。《新唐书》写成后，确有许多地方优于《旧唐书》，表现为：一是删去本纪中诏令奏议、华词浮句，删去列传中琐事遗闻，因而文字明达，义例有裁断。二是增加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结撰宰相、方镇、

宗室世系四种史表；增写公元、藩镇、奸臣等项分类列传。所增部分，后成为历代正史必撰内容。然而，《新唐书》亦有不如《旧唐书》之处。宋祁和欧阳修分工撰写，二人未能统一意见，因而全书文风不能一致，史实也有很多疏略。

《新五代史》７４卷，修于约北宋景祐三年（１０３６年）至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年），历时１７年，与《新唐书》差不多同时。这是一部宋代唯一列入正史 的私修纪传史著。作者欧阳修，因不满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繁琐失当，因而以其为基础，效法《春秋》 寓褒贬，别善恶 ，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述五代各朝，将伦理纲常视为皇朝兴衰的关键。风格上， 法严辞约 ，于综述五代朝事中分述各朝。但是，《新五代史》也因此而偏于主观见解，所删《旧五代史》的一些内容，如食货志、选举志、郡县志等，有失之过分之处。 宋代官修当代史，主要有四部国史：仁宋时所编《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神宗时所编《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孝宗时所编《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理宗时所编《中兴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另有《宋会要稿》（《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各会要残本）。私人修撰的当代史，编年体史有十多部。

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李焘所编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９８０卷，南宋李心传所编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２００卷，南宋徐梦莘所编宋金和战之事的《三朝北盟会编》２５０卷。纪传体有南宋王称所编北宋史《东都事略》１３０卷，等等。

总结历史经验，并不能限于续修前代史，而是要从整个历史中寻找借鉴。这一点，促进了宋代通史的发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因为这一点，宋英宗读过前８卷后立即下诏，命设书局，变私修为官修，编纂这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的通史。神宗即位，又要求进奉尚未完成的书稿，并以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①，赐名《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写序。 ① 胡三省：《新资治通鉴序》。

宋代所修通史，主要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３５４卷（含《目录》和《考异》各３０卷），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４２卷，南宋郑樵所著《通志》２００卷，南宋末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３８４卷，等等。这里仅介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他几部著作后面详细述及。 《文献通考》，修于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至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历时二十余载。马端临（１２５４- １３２３年）为宋元交替时人，其书成于元代，但其学成于宋末，是南宋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年）漕试第一。他编《文献通考》，受父亲影响。其父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

他认为： 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主张编通史，又不满于《资治通鉴》 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唐杜佑的《通典》则 未明备 、 欠精审 ，因而下决心编一部典志通史。他仿照《通典》体例，作２４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新创。全书自上古始，到宋宁宗嘉定时止，对《通典》未及的天宝以后吏事，详加叙述，占全书一半以上。其编纂特点也较《通典》更为条理化，分 文 、 献 、 注 三级，分别为叙事、议论、自论三项内容。书中所载宋典制甚详，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集中，又要避免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大臣专权弊病，因而实行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的策略，也就是程颐所总结的 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之 深计 ①。这使人们对世事的评论议论，成一时风尚，于是，私人修史兴盛，由此也使宋代史学出现了新体裁，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宋代史著和史料的增加，也与印刷技艺的改善和提高直接相关。活字印刷的出现，缩短了文字刊刻时间，增多了印行数量。刊刻的简便，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中央、地方官府、书院、私家的各类印书坊使印书不再是难事。

在史著体裁方面，宋代出现了许多前代未有的新类型。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里

曾将历来正史史著归纳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认为二体 互有得失 ， 各有其美 ①，互相不可取代。然而至宋，不仅司马光《资治通鉴》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二体之外兼有二体特点的本末体，其代表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等。此外，地方志和年谱在宋代也大大发展起来。地方志是关于各地方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记载。年谱是关于谱主身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备方面关系的记载。这两类史体起源很早②，但发展缓慢。至宋代，修撰者风起，尤其南宋，志书谱籍大量出现。全国总地方志有乐史编《太平寰宇记》１３９卷，王存编《元丰九域志》１０卷，欧阳忞编《舆地广记》３８卷等。分述各地区的州郡地方志中，著名的有范成大编《吴郡志》５０卷，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３卷，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５０卷，潜说友编《咸淳临安志》９３卷等。 年谱中较有名的，有吕大防所作《韩文年谱》、《杜诗年谱》等。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① 刘知几《史通》② 《周礼？春官大宗伯》言：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为 方志 一词最早记载。《隋书？经籍志》史部毁传类中《玄晏春秋》三卷，即后来的年谱。

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在宋主要是金石学，后代发展为考古学。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物仅是士大夫们赏玩的古董，并不用于史料考证。至宋，学者们把金石古玩的研究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编成专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时这类书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对铜器铭文图像款识进行考订、记录的书籍，如吕大临编《考古图》１Ｏ卷、《续考古图》５卷，宋徽宗命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３０卷；第二种是对金文石刻目录进行辑录和考释的书籍，如欧阳修编《集古录跋尾》１０卷，赵明诚《金石录》３０卷；第三种是对碑版石刻文字进行摹刻考释的书籍，如洪适编《隶释》２７卷、《隶续》２１卷，刘球纂《隶韵》１０卷。

此外，史料学在宋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出土文物的众多。除殷周■器、兵器的大量出土外，古泉布的汇集、汉代竹木简书的发现、陶器种类的增加、古石斧与石刀的挖掘等，宋代均大大丰富起来。

２。史论的发展史论，即对史事的评论，是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多种多样，但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治史的宗旨。 这些看法，不仅见于专门的史论著述，如欧阳修的《正统论》、章望之的《明统》等，而且散见于各位史学家的各类史著当中，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 臣光曰 注明的对史事的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皆以 呜呼 开头的史事附论等。宋代的史论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文学家的文论中，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陈亮的《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序》和苏轼的《后正统论》等，都是史论专述。宋代史论在继承 寓褒贬，辨善恶 的论吏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观上则不承认汉唐史学的 天人感应 、 君权神授 说。 治史宗旨，在北宋初年的石介《唐鉴》序文、孙甫《唐史记》中《唐史论断》里，就明确提出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石介言： 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 ①他认为唐亡之鉴有三：奸臣专政，女后预事，宦官任权。这一总结，意在批评当时奸臣 专政而乱天下 的事实，他的这种 指切当时，无所讳忌 ，招致了 人多指目 ②。孙甫也认为治史是为 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 ，但他不像石介从指斥奸臣来敲警钟，而是多论唐代任用贤臣来讽喻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以史为鉴在宋代，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一特点至北宋中期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晚唐的 牛李党争 作评论，说 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 ， 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 ③，即在指责王安石变法及神宗对变法的支持。这一点，胡三省注一语道破： 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 ④司马光借晚唐 维州弃取

问题所发的议论也是如此。他说：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 ⑤因而，弃维州以全信义，他认为是正确的。胡三省在此作注： 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予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 ⑥ ① 《宋文鉴》卷八十六。 ② 《宋史？石介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至南宋，治史服务于现实的观点，集中在治史为义理还是为事功的争论上。朱熹是 义理说 的代表，陈亮、叶适是 事功说 的代表。 朱熹读《资治通鉴》，认为其褒贬不够，于是作《资治通鉴纲目》，明确提出 陶镕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 ⑦。同时，他在《答赵几道》一文中，批评事功派研史 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 ， 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强调史学当以义理为指导，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 会归一理.他批评事功派不重义理， 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 ①。在朱熹看来，《左传》是只讲 祸福利害 、不讲义理的史著，因而不可抬高到与经学同样的地位。叶适则认为： 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 ②主张 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 ③，反对史学的理学化。陈亮更从北土沦丧、强敌压境的现实政治出发，愤恨奸臣误国，愤恨士大夫高谈性命义理，因而指责理学家 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④，主张史学为现实服务，认为 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以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以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 ⑤。这场争论，后来因宁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褒奖而使义理派占了上风。

在历史观方面，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说，逐渐向名分纲常说转变。

宋代多数史学家不赞成以天命论解释历史，认为世事变迁受制于人，非系于天。如《资治通鉴》中不记载有关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司马光认为 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 ⑥。郑樵修《通志》，专作《灾祥略》，驳斥灾祥说是 欺天之学.但由于重名分，北宋中期以后，关于正统问题成为主要论题。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文，认为 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 ①。欧阳修《正统论》三篇，称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认为五代十三帝为一统，宋承五代是继统而主。章望之为此作《明统》三篇，不同意欧阳修说法，认为宋当继唐为正统②。苏轼又作《后正统论》三篇，反对章望之的观点，为欧阳修辩解③。理学家对正统偏闰自然更为看重。如邵雍《皇极经世》以四季比附历史，说从三皇至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完成，五代一过，圣人即出，春秋便来。

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兴的时代。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以《凡例》说明之，认为合 天理 才是正统。称自古至宋， 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 ④，而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为非正统。因此他认为司马光记三国时用曹魏年号不用蜀汉，是用错了。

然而，司马光并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⑤可见司马光不赞成正统论。用曹魏而不用蜀汉年号，仅仅出于事实本身，并不为正统。在正名分、辨正统的争论中，司马光的看法无疑更为合理。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论相比较，正统论毕竟抛开了历史系于天命的无稽之说。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⑥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⑦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序》。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②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 ④ 《龙川文集、送吴允咸序》。

⑤ 《晦庵先生集》卷二十六《答陈同甫书》中引陈亮语。 ⑥ 司马光：《唯家集》卷六十五《葬论》。 ① 《河南先生文集》卷二。

３。宋代史学的特点宋代史学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并没有汉代那样的开创性之举，也没有魏晋那样的勃兴式高潮，但是，它在史著、史家、史体、史论、史料学等各个方面，确实达到成熟稳定的水平，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以后至清，史学基本上呈下坡路趋势，没有出现超越宋的成果。宋代史学，由于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条件影响，以及前代奠定的深厚的史学传统和基础，其丰硕成就中具有成熟期的疑古和考析的特点? 代考

部巨著；而且，它也是司马光对古代社会统治经验和教训所作的政治总结。 １。《资治通鉴》的编修《资治通鉴》由５人合力完成。司马光主编、定稿；刘颁、刘恕、范祖禹撰写长编，即断代史初稿；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检阅文字。从正式设局编写到最后完成，历时１９年，浸尽了司马光等人毕生的心力。 司马光（１０１９- １０８６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因写有笔记书《涑水记闻》，人称涑水先生。死后皇帝追封为太师温国公，谥 文正 ，故又人称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仁宗到哲宗时期，经四个朝代。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进士。

此后从地方官到京官，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一生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修史和反对变法。

司马光好吏学，在长期的习史、研史过程中，鉴于以往史书 烦冗 ，编列了《历年图》５卷，以编年形式将历代的治乱兴衰写成大事年表，简明清晰。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年），他将《历年图》进呈宋英宗。然后，他又用两年多时间仿《左传》体载，写出《通志》８卷，再呈英宗，得到赞赏。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皇帝命司马光设书局，选助手，续修此书。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诏进此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此后，司马光与他的合作者们，任世事变化、官职升迁，专心修撰不止，终于在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大功告成。司马光于书成两年后逝世，而同修者刘恕于书成前７年已逝。 ① 《司马温公全集》卷七十四。 ② 《居士集》卷四十三。 ③ 《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光是一个踏实、谨慎、认真的人，性格倔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①。这一点，不仅通过他编修《资治通鉴》显示出来，而且充分表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主要在免役法和青苗法问题上，这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王安石试图通过有钱人出钱、无钱者服役的方式，改变原来的贫困户替富裕户服役的现象；通过向农户贷款，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户的生活生产困难。司马光却认为，免役法并不能改变穷人替富人服役的问题；青苗法也只能有助于富户的生产。熙宁初，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又欲提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以保持不同政见间的平衡。 司马光拒绝升任，要求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皇帝同意。后又迁知许州（今河南许昌）、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十几年间，他专心修史。元祐元年，神宗死，哲宗立，新法罢黜，政局改变，司马光应召入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侍郎。一上任，他尽废新法，驱除新党，全面恢复旧制。可是，居相位仅８个月，他因编修《资治通鉴》耗尽心力，溘然长逝。司马光的倔犟性格、踏实作风和他的保守政治观点都如实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当中。他一生著述很多，约有二十余种，五百几十卷，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温公文集》、《稽古录》、《迂书》、《潜虚》等。 刘恕（１０３２- １０７８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

１８岁举进士。官任钜鹿主簿、和川令、秘书丞等。他博览群书，专精史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在与司马光合作的１２年里，刘恕不仅承编了魏晋至隋的长编和五代十国长编的大部分，共约１４５卷，几近全书之半，其考证极为精详；而且，司马光敬重他的才智，全书中纷杂错乱疑难的问题，都交给他解决。此外，刘恕在逝前两年里，偏瘫在床，口授其子，写成了《通鉴外纪》１０卷，记事从伏羲至周威烈王２３年，与《资治通鉴》衔接。他还想为《资治通鉴》补成后纪，但未如愿就逝世了。 刘颁（１０２３- １０８９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２４岁举进士，任２０多年州县官后，进京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等职。后因反对新法被降为地方官；又于元祐时再起，任中书舍人。刘颁广闻博见，习知史学，王安石曾在诗中说他 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刘颁在书局约５年时间，专职汉史长编。除《资治通鉴》，他还参与了当时官修《魏书》、《北齐书》的校勘。另著有《东汉刊误》、《〈后汉书〉精要》、《五代春秋》、《内传国语》、《经史新义》、《汉官仪》等书。 范祖禹（１０４１- １０９８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范镇从孙，并由范镇抚养。２３岁举进士，任试校书郎、知龙水县，后又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职。范祖禹在书局１５年，分撰史料繁多的唐史长编。又接替刘恕完成了五代史长编。《资治通鉴》完成后，再与司马康重新校定全书。在修编唐史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唐鉴》１２卷，用意与《资治通鉴》相同，但风格不同，叙事简略，议论独多。宋高宗读后曾说： 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①此外，还著有《帝学》８卷、《仁皇政典》６卷和《范太史集》５５卷。 ① 司马光：《答刘蒙书》。

《资治通鉴》由刘恕、刘颁、范祖禹分写丛目和长编，共约六七百卷。其后，由司马光反复删削、考订、成书８１卷。所参据的史料，有人据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统计，除《史记》至《新五代史》１９种正史外，还包括杂史、奏议、实录、笔记、文集、碑志等，至少３００种以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也说过： 遍阅旧史、旁系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因此，《资治通鉴》是一部资料翔实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 《资治通鉴》在编纂方式上，有许多特点，代表着宋代史学达到的科学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可以与《史记》相比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籍。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下迄五代周世

宗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包容了１３６２年的吏事，是《史记》后所记年代最长的一部通史。它以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为主，也记载了一些重要人物及其言论，与治乱兴衰相关的经济制度、礼乐兵刑、民族往来、社会风习、人口增减、典籍聚散、历法修删、水利兴修等等。记述时，无论史事还是人物，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扬其优，也鞑其劣。目的全在于为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和教训。 在形式上，《资治通鉴》以《左传》、《汉纪》形式编年，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叙。同时，又突破《左传》等编年体的简略性，吸收纪传体写法，详写一些事件和人物。在文字上，简洁严谨，一贯到底。

这与司马光在长编基础上的考订锤炼、反复推敲分不开。 在风格上，《资治通鉴》表现出严谨求实的作风。司马光在修撰的同时，写成《通鉴考异》３０卷，对所用史料的可信性进行了考证，对几种不同说法的史料，进行对比选择，逐条加以说明。考证当中还吸收了兴起不久的金石学成果，以实物与文献进行印证对照。在重视客观展现史实的同时，司马光也对史事加以评论，表达自己的看法，目的在于影响读者观点。他既直接移用历来史家原有的评论，也以 臣光曰 开头，写下自己的议论。这些评论有褒有贬，表现出作者的历史观点和政治看法。

２。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我国当代史学家柴德赓曾说：司马光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资治通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一部经得起念的书①。这评价也很实在、很中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明确地说，编这部书就是要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命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剪裁、安排，对史实的评论、分析，均从这里出发。由此可见，他的治史宗旨是致用现实。从他运用史学方式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回答中，又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历史观，这就是他的 礼治 思想。 ① 张瑞义：《贵耳集》。 ① 《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

礼，即古代社会等级制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司马光认为，它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②可见，礼之于整个社会何等重要！ 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王制礼以治之。 ③在司马光看来，整部历史，就是一个礼乱兴衰过程，历史经验的总结，就是汲取以礼治国的经验和丧礼失国的教训。

以礼治国，即维持一种名分秩序，秩序顺，国则兴，秩序乱，国则亡。统治天下，非以礼为纪纲不能安定。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说：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①司马光以名分等级关系说明了道德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他总结历史的出发点。因此，《资治通鉴》大量记载历史上读《论语》、《孝经》的事情，大量记录守礼失礼的事迹。全书断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也出于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自坏 了君臣之礼的缘故。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 治世 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但他并不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具体史实的记述表达出来。

第一，强调君王的 德 、 道 、 才.司马光记汉事时评价： 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

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 ②也就是说，一朝之盛必须行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能否施行，又取决于君王。因此，君王自身的品德、素质至关重要。司马光把君王应有的素质总结为 德 、 道 、 才 三方面。他说： 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

夫治乱存亡安危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 ①这是讲君王应有的自身品德和治理之方，君王的才能有五等，即创业、守成、凌夷、中兴、乱亡。创业之君，智勇冠一时；守成之君，中才能自脩；凌夷之君，中才不自脩；中兴之君，才过人而善自强；乱亡之君，下愚不可移。君王的德、道、才如何，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 夫道有得失，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 ② ② 《资治通鉴》卷十一。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① 《资治通鉴》卷一。 ②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① 《传家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箚子》。 第二，强调用人要知、信。司马光认为，在政治之道中， 任官 最重要，任官即用人。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③君王善于用人，决定了政治上的成功。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 他一再说明，刘邦以８年成帝业， 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 ④；东汉能够 光复旧物 ，是因为刘秀 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 ⑤；唐以６年得天下，是因为李世民手下 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杰，好用善谋，乐闻直谏 ⑥。关于如何用人，司马光认为，在于知、信、赏。 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⑦。而要知人，须从其实绩考察。 欲知治经之士，当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 ①这里的关键在于公明之心，即不以门第取人， 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 ②，不以亲疏、新故衡量人， 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 ③。信，指用人不猜疑， 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④。

第三，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 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怒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 ⑤《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 为民 、 安民 、 养民 、爱民 ，不可 劳民 ，使民生怨，以至反叛。 所有这些，都具体说明了以礼治国的道理。同时，强调礼治，必是反对天命说。他认为 天道窅冥恍惚，若存若亡 ，因而 治人而不治天 ⑥。 ② 《稽古录》卷十六。 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④ 《稽古录》卷十二 汉史论.⑤ 《资治通鉴》卷四十 臣光曰.⑥《稽古录》卷十五 臣光曰.⑦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一百。

⑤ 《温公集》卷八十。 ⑥ 《温公集》卷六十八。

《资治通鉴》中，不别正闰，不信虚诞，不记奇邪，不奉佛老，这表明了司马光礼治思想的现实性和儒学特征。尽管他对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认识不够深刻，对道德作用和君王作用的认识有偏颇之处，但与汉唐之际的天命历史观相比，礼治思想强调名分纲常、礼乐教化，是一种更贴近现实、适于现实的历史观，无疑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

司马光的礼治思想，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观点集中在反对变法问题上。他认为用贤是本，变法是末。 国将亡，必多制 ，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 ①。因而为政的关键在择人，不在变法。

他的史学思想中强调用人，强调 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 ②，正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同时，司马光的哲学观点是 中和论.他曾作《中和论》释《中庸》篇，认为：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合而言之谓之道，道者，圣贤之所共用也，岂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万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 既然 中和 是天下之根本，那么，以礼治世当然是保持社会稳定、等级秩序的为政之道。

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即赵宋王朝稳固的需要。 可以说，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适应了这种需要，他的史学思想是对这种需要的解答。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偏颇之处，但从史学发展角度看，司马光的主要思想是进步的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资治通鉴》是中华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３。《资治通鉴》的历史影响《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得到学者们普遍赞誉，尤其到南宋，读这部书成学界的一种风气，形成了史学领域的 通鉴热.具体表现为，涌现出了一大批与这部书相关的史书、史体。

第一，以《资治通鉴》内容为史料的新史体出现——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这两种新史体以袁枢所编《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 袁枢（１１３０- １２０５年），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殴县） 人。３４岁中进士后，一直做官。他十分喜欢《资治通鉴》，从历史上相类事件中汲取处理现实事务的经验。在他的蓄威养锐、等待时机、恢复北方等政治主张受冷遇的情况下，他愈加注重从《资治通鉴》中寻求借鉴。于是，以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军事事件过程为脉络，抄撮《资治通鉴》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共编２３９个正目、６９个附题。

《通鉴纪事本末》并非只是一部抄录作品，而是通过将典型史事独立列出，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读者更便于了解历史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既避免了编年体中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找的不足，也避免了纪传体的一事重复数篇，主次莫辨的缺点。因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独立史体。同类书在当时还有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

① 《资治通鉴》卷五十七 臣史曰.②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 臣光曰. 朱熹写《资治通鉴纲目》５９卷，不像袁枢从历史事实去读《资治通鉴》，而是从写法和观点去读。他认为《资治通鉴》记事太详，写法不完备，观点不够鲜明。于是从《资治通鉴》中节取事实，仿《春秋》列纲，仿《左传》列目，叙事先标提纲，以大字书之，再用小字分注，叙其细节， 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紊 ①，阅读起来简要醒目。同时，他意在褒贬，突出了正统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凡原作中与他思想不合之处一律删削，相合之处则大加发挥，因而，观点鲜明，借鉴之意突出。

其书一出，即刻流行开来，被人们公认为一种新史体——纲目体，同类书纷纷出现。如明代商辂《资治通鉴纲目续编》、明代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清康熙时还有《御批通鉴

纲目》、乾隆时有《通鉴纲目三编》，等等。

第二，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形成高潮。以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所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著名。 李焘（１１１５- １１８４年），字仁甫，号巽岩，南宋眉州丹陵（今属四川）人。他耗费近４０年精力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共１０６３卷①，以长编体裁记述了北宋１６８年史事，主要取材于北宋实录、国史，并参考各类经史子集、笔记小说等，据说所引书名就有约４００种。因而此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李心传（１１６７- １２４４年），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南宋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２００多卷，记述了宋高宗一朝３６年的事迹，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接，记事更详，取材于当朝官修日历、会要，并采野史、杂记等。 以编年体续写《资治通鉴》的书后世更多，如元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明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明王宗沐、薛应旂各自的《宋元资治通鉴》，清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等，都很有名。

第三，以《资治通鉴》考证为方法的从实研史学风兴起。司马光研史方法，比前人进了一步，即《资治通鉴考异》３０卷所做的史实真伪考辨。前人修史，遇有史料不一致现象时，也有一定的考信，但不过是考论他们自己见解的合理性，并不考订史实本身的客观性。为此，司马光认为： 纪传之言，固不可据以为实。 ②他的方法是 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 ①，即对史料进行考辨。据后人张须认为，司马光的考辨有几个原则：多种说法则从其长，两种说法若都有道理则两存，两种说法若都无道理则两弃，两种说法若有部分道理则节取其部分，难于辨别的史料则存疑，等等。因而他选取史料，不限于正史、实录，因为 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②这种优良实在的研史方法得到史界普遍赞许，考辨之风蔚然而兴。如北宋刘颁、刘敞、刘奉世所著《汉书刊误》，从文字考论《汉书》。北宋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对《新唐书》、《新五代史》中讹误进行了考辨。再加南宋王应鳞所著《汉制考》、《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等，都是以考据为特点的史籍。 ① 《朱子年谱》卷一。

① 今本此书仅五百二十卷，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缺佚。 ① 《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② 《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三）《通志》和郑樵对史学的贡献

《通志》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１。《通志》的编撰《通志》２００卷，５００多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历时３０余载，尽作者毕生心血。这个人便是南宋初的郑樵。 郑樵（１１０４- １１６２年）①，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因久居家乡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郑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二十三四岁时，经历了北宋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浮，宋室南迁的时局动荡。当时，他曾与从兄一起致书南宋官员自荐，要求 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 ②，未得推荐，便埋头著书，以学报国。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为枢密院编修。然而未满１年即病逝，终年５９岁。

郑樵撰《通志》，缘于青年时的抱负。他１６岁时，父亲病逝。葬父后便谢绝人事，专心读书，立志 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③。读书研史过程中，深感《史记》以来，纪传体通史书被断代史所冲击，下决心 集天下之

书为一书 ④，写一部会通古今，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 ⑤的史著。

于是， 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 ，写成各类著述５０余种，然后辑为一体，取名《通志》。他曾两次携书徒步至临安献书皇帝。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得高宗召见，获 给扎旧抄所著《通志》 的待遇。他第二次进京时，将编辑完成的《通志》献给皇帝，适逢高宗不在临安。

次年皇帝命郑樵呈进《通志》时，他未及应诏已经病逝。

郑樵毕生不应科举，无心于仕途，除《通志》外，还有许多著作，但未能刊印传世，现遗留下来的还有《尔雅郑注》、《夹漈遗稿》、《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通志》全书共２００卷，其中本纪１８卷，年谱４卷，略５２卷，世家３卷，列传１１５卷，载记８卷。体例仿《史记》，但改表为谱，易志为略，成纪 、 传 、 谱 、 略 、 载记 五体史书。记事上自三皇，下至隋，但二十略中典章制至唐。对此，郑樵解释：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 ①。书中本纪、世家、列传、载记综合旧史而成，年谱和略为自创。尤其二十略为郑樵精心结撰之作。二十略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从《通典》中节录。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十五略，为以往诸史书未载，是郑樵收集整理各类书籍资料，通过校刊考订而创。这部分内容，历来为学者称道，被认为是《通志》精华所在。 ① 顾颉刚：《郑樵传》，载《北京大学季刊》第 1卷第 2期。 ② 《夹漈遗稿》卷下。

③ 《夹漈遗稿》卷中《献皇帝书》。 ④ 《夹漈遗稿》卷下《上宰相书》。 ⑤ 《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 ２。《通志》的史学价值《通志》成书后，虽得到皇家收藏，但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往史书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认为史料价值不大。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视野的开阔，《通志》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清代学者章学诚称郑樵是 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②。因而他给予《通志》高度评价： 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 ③《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史学思想和编纂学特点。

郑樵的史学思想，并未留下史论专著的系统阐述，但从《通志》做书风格、内容剪裁以及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点，这就是：主张实学。这与反对空言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思潮，理学已达登峰造极，同时，空发议论、任情褒贬的风气也渐渐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学家对此多有不满。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矛头直指理学的空谈弱点；李心传、李焘从司马光编年体修史，也都提倡据实直录。而强调实学作风，并贯穿于行动者，在南宋学界，郑樵十分突出。他的实学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反对空言著述。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 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 空言著书 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史著，把历史记载看成是 国之大典 ，强调治史必须重视典章制度，做到 详文该事 ，而不可 相尚于言语 ①。因此他批评当时的浮夸学风，认为： 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他讥讽这种学风 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②。可以看出，他的实学主张首先是与空言义理相

对立的。

① 《通志？总序》。

② 《文史通义》内篇四《中郑》。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① 《通志？总序》。 ② 《通志？总序》。

第二，反对任情褒贬。中唐以来，学界为 行教化 、 振民风 、 书圣人之法 的风气日盛，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事事褒贬 ①。如欧阳修认为，《春秋》一书，意在 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 ②，修史当以此为法。南宋后，理学的影响，更使褒贬义利之风流行起来。对此，郑樵从根本上否定褒贬，认为这不是 《春秋》笔法.他说： 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 ③他认为，《春秋》和《史记》一样，作者都非寓意褒贬，《春秋》是记实事， 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贬 ④。

《史记》中的 太史公曰 ，他认为 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褒贬者，诸先生之徒杂之耳 ⑤，褒贬之说全是后人加进去的。为此，他专门写《春秋传》 削去三家褒贬之说.在《通志》纪传部分录用《史记》材料时，也把太史公曰 内容全部删去。在他看来，修史者各以自己的意见为准，用 忠 、 义 、 寇 、 憯 等词任意评判，标准不一，失去了史实的真实性，而加写 论 、 赞 ，更没有必要， 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肖、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 ⑥由此可以看出，他平心直道、据实直录的实学思想。

第三，反对灾祥占候。汉代史学，谶纬灾祥之说盛行一时，虽然隋唐以后渐趋衰落，但影响犹在。对此，欧阳修、二程、司马光都有所揭露和反对。郑樵的批判言辞尤厉。他称之为 欺天之学 ，讥其荒谬： 呜呼！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以祸福之应，其愚甚矣！ ①同时，他还反对以星象卜事的占候说，指出：星象本用于时节气候报告，却 不幸而占候之说起，持吉凶以惑人，纷纷然务为妖妄 ②。为此，在《通志》中，他特列《灾祥略》削除五行相应说，专录事实；列《天文略》，记天文实况，并画图证明，以 杜绝其妖妄之源焉 ③。 ① 《通志？总序》。

② 《欧阳文忠公集一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中。 ③ 《通志？灾祥略序》。 ④ 《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 ⑤ 《通志？总序》。 ⑥ 《通志？总序》。 ① 《通志？灾祥略序》。 ② 《通志？灾祥略序》。 ③ 《通志？天文略序》。

第四，主张会通治史。郑樵所言实学，并非提倡对历史不加以分析、无所鉴辨，相反，他主张的是把具体事件放到历史长河里去，以更高远的眼光看待事件，以更全面的内容综合反映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他的 会通 思想。郑樵在《通志？总序》开头便说：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雍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又说：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他所说的 会 ，是 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 ， 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 ；他所说的 通 ，是 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 ， 通黄

帝、尧舜、至秦汉之世 ④。由此可以看出，他确实强调一种归纳、综合的治史原则，强调以通史眼光看待史事，而不站在某一断代的角度认识历史规律；同时， 会通 之说，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即用儒家正统思想将诗、书、礼、乐会于一手，将二帝三王通为一家。他曾明确谈到以理会通： 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①他认为孔子《春秋》和司马迁《史记》的主旨都是会通，从班固《汉书》起，会通之道被忘却了，学者尽以断代为史，以致 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②，历史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他做《通志》，纵贯古今，横包万象，汇集了当时学术领域绝大部分内容，又分别叙其源流演变，使整部《通志》，经纬清晰，庞而不杂、广而不乱，在扩大、充实史学范围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郑樵并未完全达到他的理想，在史实剪裁方面，分门别类胜于融汇贯通，抄录前史多于独见别裁③。但他的会通观点，确实给后人治史留下了极大的启发和告诫。 第五，重视核实索象。郑樵《通志》虽有抄录，但如前所述，他是有选择的，前史中，凡属作者的评论，均删除不录。同时，他对于所用材料，注重核实，提出 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 ④。郑樵的 核实 ，除有文献的考证、辨伪含义外，还指实物印证。他为写《昆虫草木略》，时常 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 ⑤。不仅如此，与其他史学家不同，他还研究图谱，对比文献以佐证，即 索象.他认为，图谱形式可以与文字相辅助，帮助人们理解史实， 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 ⑥。提倡实学，须用图谱， 图谱之学不传，实学尽化为虚文矣 ①。尽管现存《通志》中只有《年谱》，在《六书略》和《七音略》中保留了表图形式，其他部分并未见图谱，但他提出的以实为证、以图为辅的著书思想，是他的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为他所独创。

《通志》的编纂学特点，与郑樵的史学思想一样，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之处。 首先，改造史志，丰富史书内容。这一点与郑樵的 会通 思想相一致。《通志》２０略，在内容涵盖面上、写作详略度上，对旧志均有创新和发展。其次，统一体例，补正旧史。《通志》中的纪传，录用了１５部正史的内容，却并非全文照抄，而是综合改编，服从统一体例编排，使篇目整齐一致。又删繁补缺，删去带贬义的传目，如《贼臣传》、《索虏传》、《僭伪传》等，增补有政治作为的人物传和所缺表志谱系等。 再次，区分类例，考鉴源流。《通志》包容了比旧史多得多的内容，又做到了庞而不杂，关键在于细心的分门别类，分述本源。２０略犹为突出，各略中的门类区分明确，井然有序，互不重叠混杂。

④ 《通志？总序》。

① 《夹漈遗稿？上宰相书》。 ② 《通志？总序》。 ③ 章太炎：《史学略说》。 ④ 《通志？图谱略》。 ⑤ 《通志？昆虫草木略序。》⑥ 《通志？年谱略》。 ① 《通志？图谱略》。

《通志》在编纂方面的这些长处，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朝乾隆年间曾仿《通志》修纂《续通志》和《清通志》。

《通志》与侧重典制史的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史学上被并称为 三通 ，成为古代史学确立地位后取得重大发展的标志之一。

后朝的官方续修 三通 ，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 十通 体系专著。当我被上帝造出来时，上帝问我想在人间当一个怎样的人，我不假思索的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世人皆知的人。于是，我降临在了人间。

我出生在一个官僚知识分子之家，父亲在朝中做官，精读诗书，母亲知书答礼，温柔体贴，父母给我去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清照。

小时侯，受父母影响的我饱读诗书，聪明伶俐，在朝中享有“神童”的称号。小时候的我天真活泼，才思敏捷，小河畔，花丛边撒满了我的诗我的笑，无可置疑，小时侯的我快乐无虑。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青春的我如同一只小鸟，自由自在，没有约束，少女纯净的心灵常在朝阳小，流水也被自然洗礼，纤细的手指拈一束花，轻抛入水，随波荡漾，发髻上沾着晶莹的露水，双脚任水流轻抚。身影轻飘而过，留下一阵清风。

可是晚年的我却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家庭的衰败，社会的改变，消磨着我那柔弱的心。我几乎对生活绝望，每天在痛苦中消磨时光，一切都好象是灰暗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千古叠词句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最后，香消玉殒，我在痛苦和哀怨中凄凉的死去。

在天堂里，我又见到了上帝。上帝问我过的怎么样，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的一生有欢乐也有坎坷，有笑声也有泪水，有鼎盛也有衰落。我始终无法客观的

评价我的一生。我原以为做一个着名的人，一生应该是被欢乐荣誉所包围，可我发现我错了。于是在下一轮回中，我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

我来到人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既不着名也不出众，但我拥有一切的幸福：我有温馨的家，我有可亲可爱的同学和老师，我每天平凡而快乐的活着，这就够了。

天儿蓝蓝风儿轻轻，暖和的春风带着春的气息吹进明亮的教室，我坐在教室的窗前，望着我拥有的一切，我甜甜的笑了。我拿起手中的笔，不禁想起曾经作诗的李清照，我虽然没有横溢的才华，但我还是拿起手中的笔，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了一时的感受：

人生并不总是完美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阅读自己的人生，体会其中无尽的快乐和与众不同。

“富不读书富不久，穷不读书终究穷。”为什么从古到今都那么看重有学识之人？那是因为有学识之人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时因为读书能给人带来快乐。

自从看了《丑小鸭》这篇童话之后，我变了，变得开朗起来，变得乐意同别人交往，变得自信了……因为我知道：即使现在我是只“丑小鸭”，但只要有自信，总有一天我会变成“白天鹅”的，而且会是一只世界上最美丽的“白天鹅”……

我读完了这篇美丽的童话故事，深深被丑小鸭的自信和乐观所折服，并把故事讲给了外婆听，外婆也对童话带给我们的深刻道理而惊讶不已。还吵着闹着多

看几本名着。于是我给外婆又买了几本名着故事，她起先自己读，读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告诉她，如果这一面生字较多，我就读给她听整个一面。渐渐的，自己的语文阅读能力也提高了不少，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一个人读书的乐趣远不及两个人读的乐趣大，而两个人读书的乐趣远不及全家一起读的乐趣大。于是，我便发展“业务”带动全家一起读书……现在，每每遇到好书大家也不分男女老少都一拥而上，争先恐后“抢书”，当我说起我最小应该让我的时候，却没有人搭理我。最后还把书给撕坏了，我生气地哭了，妈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对外婆说：“孩子小，应该让着点。”外婆却不服气的说：“我这一把年纪的了，怎么没人让我呀？”大家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相让……读书让我明白了善恶美丑、悲欢离合，读一本好书，犹如同智者谈心、谈理想，教你辨别善恶，教你弘扬正义。读一本好书，如品一杯香茶，余香缭绕。读一本好书，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书是我的老师，把知识传递给了我；书是我的伙伴，跟我诉说心里话；书是一把钥匙，给我敞开了知识的大门；书更是一艘不会沉的船，引领我航行在人生的长河中。其实读书的真真乐趣也就在于此处，不是一个人闷头苦读书；也不是读到好处不与他人分享，独自品位；更不是一个人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书的海洋中不能自拔。而是懂得与朋友，家人一起分享其中的乐趣。这才是读书真正之乐趣呢！这所有的一切，不正是我从书中受到的教益吗？

我阅读，故我美丽；我思考，故我存在。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到：我从读书中受到了教益。当看见有些同学宁可买玩具亦不肯买书时，我便想到培根所说的话：“世界上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

是与书无缘的人。”许许多多的作家、伟人都十分喜欢看书，例如毛泽东主席，他半边床上都是书，一读起书来便进入忘我的境界。

书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航标，读书，读好书，是我无怨无悔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