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苏轼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既屡受打击又名满天下。进退出处、贵贱穷皆无滞于心，成就的辉煌业绩，与他自身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本文就苏轼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构成苏轼思想的主要有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坎坷的一生和创作中，都对其起到了指导作用。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在苏轼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一点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用汉代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典故表示自己渴望得到重用,到边疆抗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苏轼出任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猛力抨击北宋“苛政猛于虎”，说北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他质问“百姓何由安生？”（均见《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主张对内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决壅蔽》）。除了诗词以外，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风，苏轼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文章要有内在的思想，反对没有现实内容的只讲究形式的空洞诗文。儒家积极用世精神成为苏轼思想的一部分，并一度影响着苏词的创作。苏轼在不断流放过程中，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101年苏轼从岭南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想尽一切办法致我于死地，但终没有实现，他们的种种诬灭像久下不停的雨，像终日不止的风，像阴霾的浮云，统统离我而去，我是清白的。我依然有远大的政治前途。由此看来，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确实是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处处为国家人民考虑是苏轼不断创作的源泉，并以此为创作主要内容，引起有志之士的注意，从而达到救世济国的目的。另外，苏轼还吸收了佛家思想有益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了苏轼文学作品的豪放风格。佛家思想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而要在现世求得解脱,关键在于“自性真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也就是说,要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佛家所崇尚的这样一种超然玄悟的心性正好被苏轼应用于文学创作中来。如其《薄薄酒》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擂玉种万人祖送归北邝,不如悬鹑百结独坐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色万世忙,夷齐、盗路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柞忧乐两都忘。这里把上层社会所向往和夸耀的富贵功名贬得一文不值,显示出绝然不同于世俗的人生价值观念。苏轼认为人生贵适意,他的“薄富贵”、“轻生死”都是为此他希望摆脱尘世的一切束缚,实现人生的最大自由。诗的结尾一句是要求在醉中达到这一境界,紧接着第二首又对这一点做了否定“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终于以一切皆空的领悟获得更为彻底的超脱。这些思想无疑烙有佛禅及老庄的印记。当然,这里的消极成分是应该批评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也表现了一种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仕途上重重忧患的信条。因此,即使在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也能泰然自若,自得其乐,并创造出最乐观、最淡泊的诗文。苏轼作品中追求一种自然、朴实、幽远的艺术意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禅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相互关联的。其《西江月》一首“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骋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敬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给读者描出一个虚幻空灵的境界在一派皎洁月色之下,词人酒醉乘月夜行,人爱芳草欲眠,而马也在待，卸掉身上的鞍裕,以至终于醉卧桥头,直待杜宇啼晓了这真是达到了万物与我同归,自然与人合一的境界。这首词与白云禅师所写的诗一样,同是写景,僧人和诗人的用意,都是要从字句之外去体会,尽管两首无一字讲佛,无一字参禅,但充溢着禅境,是不言而喻的。再如其《书嘉佑壁》“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阔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其所欣戚也。南岭北亦何以异于此’,。诗人从有湖光山色之美的钱塘移官到荒凉僻远的胶西,从自己所熟悉了解的北方被贬滴到生地疏的岭南,但由于他对此持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所以这种生活上的重大变迁,非但没有他产生精神上的苦闷和痛苦,反而使他生活得更加愉快。有如此旷达的胸怀,他才能超脱自己人生仕途上的种种不幸,写出了淡泊自然的绝境。苏轼创作还有意参照佛家的思维方式，参禅的静坐、沉思默想在苏轼作品中得到了展现。如《题西林壁》就直接表现出一种“禅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包含着佛家的禅理,写出了一种超然静观的认识方法，即人只有外在于事物,才能真正认识事物。这里面包含了佛家常用的辩证的相对的思维方法。苏轼一生都在与禅派高僧频繁交往，他的创作必然会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表面的放荡悠肆、沉缅酒色只是他这种内在禅理的外观，而文学作品所表现得豪迈而又不缺细腻的思考才是他内心真实感受的阐释。按理说，无论谁遇到苏轼所面临的这些困难，都会选择避世颓败。但苏轼却在道家思想的否定尘世,追求超然旷达的心境中获得了精神慰藉。正是在这种无欲无求、恬淡释然的心境下坚定了人生的追求,完善了对现实的思考。最能体现苏轼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的词莫过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手执竹杖脚穿草鞋,顶风冒雨前行,一个“轻”字传达出作者的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从眼前的风雨联想到整个人生,在风雨中前行都能这样轻松豪迈,那人生的起起伏伏又算得了什么?乌台诗案后,作者对人生有了一种通达的感悟,一种超脱于世俗的情怀。尤其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间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不管是自然界的雨晴,还是政治上的沉浮,且用平常心去对待。不随着物悲喜,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在后期思想中，苏轼将儒家的安民思想与老庄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揭露结合起来，一起构成了他后期思想中的积极的批判精神。这种判精神是随处可见的：“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贱血流千载”（《荔支叹》）。诗人反对统治者骄奢淫靡，痛斥官府的横征暴敛，痛斥汉唐宫廷贵族为了使“宫中美人一破颜”，为了“致养口体”，不顾人民死活，“颠”、“仆谷”、“惊尘贱血”，而命令各地飞车驰传，进献新鲜荔枝。因此招致人民极大愤慨，以致于“至今欲食林甫肉”。以此来警告当朝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并指名道姓的批评前辈丁谓、蔡襄和钱惟寅。诗人并提出了自已的美好的理想：“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可见，他对社会的批判是与爱民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苏轼没有如老庄、释伽那样走上虚无主义道路，还与他的性格，及遭贬逐后与劳动人民的广泛接触有关。正因为他的佛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存在于他思想中的儒家济世思想的结合，所以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才能写出反映劳动人民疾苦，揭露封建官吏残暴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来。并且因为他没有把这种批判引向虚无主义，所以是有力的；正因为他大脑中保存的是老庄处世待物的随缘而足、清静无为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答程天侔》）的海南岛，居然能以吃芋，饮水，观棋，钓鱼、和陶渊明诗等为乐，用积极的态度回答了章惇等对他的迫害，唱出“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的诗句来。如果就苏轼思想进行分期，那么可以将“乌台诗案”作为一个分水岭，前期指导其进行创作的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济民思想，后期便开始不断渗入佛家禅理和道家旷达、清净的思想。当然，他的创作还会受到柳宗元、柳永等人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创作方面的影响，但贯穿苏轼整个创作道路的、并成为影响其创作的主流思想的，就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从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丰厚文学遗产来看，他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他的思想更是多样的。他的人生阅历和思想构成成就了他的辉煌业绩，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领悟到他的人生态度，从他身上学到处世之道，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