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幸 孙思雨 李世尧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
摘要：《奔跑吧！兄弟》作为中国当今最火的真人秀节目，其所表现的节目形式以及传达出来的文化意义值得大众深思。本文将真人秀节目放在文化学、传播学等研究背景中，旨在通过对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的分析，总结我国当下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过程，挖掘我国真人秀节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引领“狂欢化”文化潮流和传播大众时尚文化的文化意义，同时指出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真人秀节目的缺憾。
关键词：《奔跑吧！兄弟》真人秀狂欢化文化传播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电视所传达出来的教育功能了，“娱乐至上”已经成为很多人所追求的传媒价值。因此，大众的需求便成为电视娱乐节目出现的必然原因之一。尤其是当下的真人秀节目，更是以一种无法抵挡的趋势冲击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回顾我国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过程，以及挖掘真人秀节目在给我们带来不同娱乐方式的同时对我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发展过程
在我国，真人秀节目出现之前，供大众娱乐的只有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电视娱乐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真人秀节目成为娱乐担当之前，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以挑战探险为主的起步阶段。最先扛起电视真人秀节目大旗的是鲜为人知的以挑战和探险为主的节目《走入香格里拉》。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大众的娱乐方式，也开创了中国电视圈新的节目样式。随后，广东电视台出品的《生存大挑战》、新疆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联合出品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英雄古道》等也相继出现，不管是内容、制作还是节目定位都十分相似。其次是以表演选秀为主的发展阶段。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节目《超级女声》将中国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推向了一个高潮，《超级女声》的主要特点是以素人为主，经过海选后进行歌唱比赛。与之相似的还有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中国达人秀》等。最后（至今）是以明星参与为主的略成熟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像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媒体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运营模式及发展趋势，即拉近明星与大众的关系，引起大众的窥私欲，削弱明星光环，使明星“平民化”。因此，我国的真人秀节目又出现了新的态势，即以“明星效应”为主的真人秀节目被全盘推出并引领社会潮流，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
《我是歌手》，浙江卫视的《爸爸回来了》和《奔跑吧！兄弟》等，多角度展示了明星的个性。
二、真人秀电视节目的文化蕴涵
电视文本是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一种电视节目形态的出现，必然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其承载的文化价值对大众的引导作用极其重要，是大众文化下的典型文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电视节目作为媒介的载体，具有传播文化、引导大众价值观的作用。《奔跑吧！兄弟》作为具有广泛关注度的节目，除了节目本身的娱乐性之外，其文化内涵更是起到了宣传本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奔跑吧！兄弟》虽然从韩国引进，但其所传达的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首先，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场地的选取上具有中国特色。其选取的奔跑场地以我国的古城为主，如北京、南京、西安和洛阳等，同时也向大众传播了关于我国四
大古城的历史知识。第一期《白蛇传说》中的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第七期穿越世纪的爱恋中的上海外滩、南京路步行街，第八期的敦煌古城、阳关等，每处场景都是城市名片。其次，在内容的设置上也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第一季第一期的《白蛇传说》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就带给主持人及观众震撼的视觉体验，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版《奔跑吧！兄弟》。同样，在第二季第二期的《R神之战》中，麻将作为节目游戏元素彰显了中国的民俗文化。
第二，引领“狂欢化”的文化潮流。随着科技水平的发达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类也越发习惯快餐式消费。因此，将娱乐、消遣、狂欢、对抗融为一体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便拥有了忠实受众。“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就是娱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这样说。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说：“电视节目中的狂欢因素可以回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压抑，并使得权力关系暂时隐退。”娱乐是大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受众大多都是为了消遣娱乐才选择电视。“受众具有媒介接近权，媒介接近权的核心内容要求是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受众强调的是互动性、代入感。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以竞赛方式展开，除了“跑男团”固定成员之外，为充分发挥明星效应，节目每期还会邀请不同的明星嘉宾参加，诱发观众的期待心理，确保了栏目的持续性和新鲜度，将嘉宾间的竞争关系与互动推动至最高点，由此达到电视台想要的“全民娱乐”的效果。
狂欢化是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一个中心术语：“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013年，《我是歌手》节目被湖南卫视引进到中国，主创在借鉴了韩国的比赛赛制、灯光、舞美等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改革与创新。节目首次将真人秀与音乐相结合，使参与的明星歌手二度走红，打破了原有的平民造星的节目模式，不论是内容还是制作，迎合了电视受众猎奇的心理。这一举动也开辟了中国娱乐节目的先河，在国内是一种新的突破，为大众打造了一场音乐上的“狂欢盛宴”。
第三，传播大众时尚文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尔·塔尔德在其著作《模仿律》中提到：“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众多的人跟着别人所创造的东西学样，就有了风俗和时尚等社会现象。”《奔跑吧！兄弟》中最有特色的环节就是撕名牌，这一环节最激动人心也最能代表“跑男”的含义。随着《奔跑吧！兄弟》的热播，全国各地引发了“撕名牌”游戏的热潮。许多商家凭借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的热度，搭建跑男平台，模仿节目中的游戏环节“撕名牌”，让大众体会明星在节目中的感受。《奔跑吧！兄弟》真正带领全民进入奔跑模式，向大众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
三、真人秀节目的缺憾与反思
随着电视行业不断侵袭我们的生活，人们往往容易沉浸在电视屏幕塑造的另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电视真人秀节目对大众的教育功能逐渐弱化。经过包装后的真人秀节目对人们的理性认识和传统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其存在的不足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节目的雷同化。我国真人秀节目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时间较短，且以模仿为主。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走红引发了一大批节目的模仿，如《超级男声》《加油！好男儿》等素人选秀歌唱类节目；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播出使《我们约会吧》《爱情来敲门》等相亲类节目进入大众视野。由此可见，我国真人秀节目以模仿为主，内容雷同严重，缺乏创新力。潘陆琴、毛娴静在《电视真人秀的“模仿”之痛》中对国内真人秀的“模仿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她们首先肯定了模仿的价值：“不能否认，对于目前尚不成熟的中国电视来说，模仿是走向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必经之路。”但是单一的模仿只能缓解暂时的困惑，并不是长久发展之计。所以针对这种现象，她们又说：“更重要的是，应从形式的模仿完成方法的掌握最终达到自主创新的目标。应像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那样，分清精华、糟粕后，再‘或
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逐渐实现从引进、消化到吸收、创新的过程。”做到真人秀的“中国化”，创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和目标。
第二，淡化教育功能，娱乐至上。随着我国真人秀节目在荧屏上的泛滥，很多传播媒体及举办方也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商业利益，这使得更多的制作人热衷于把重心放在投资或承办真人秀节目上，这看似是一个“良性”的、令大众获益的循环，实际上却使电视失去了教育功能。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即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信息都来源于不同的媒介，媒介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主观意识甚至是行为习惯。电视与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在某种意义上，大众的价值观也非常容易受到电视与互联网传递出的各类信息的影响。由于我国真人秀节目在近几年越来越火爆，其所传达的浅显、浮夸的信息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电视观众。我们应该立足于节目的教育功能，合理娱乐化的同时，通过电视节目这个文化载体积极宣扬正能量，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第三，明星效应下的粉丝推崇。当前中国真人秀节目的特点是利用明星来吸引广大观众，提升节目收视率。明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微博的出现，使粉丝对明星不再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感，明星也重新把握与粉丝直接对话的话语权，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基于此种现象，中国真人秀节目利用粉丝对明星的窥私欲，过度消费明星，打造明星类真人秀节目。这样既满足了粉丝的欲望，也利用明星的话题性提升了节目的收视率。西方明星研究者查德·戴尔（RichardDyer）认为，明星不可能脱离媒体文本而存在。“名人的地位往往依赖于公众的认知。”明星作为真人秀节目的主体，其言行举止对大众的价值观乃至社会的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奔跑吧！兄弟》《我是歌手》《约吧，大明星》等，不管是节目主持人还是特邀嘉宾，都是清一色的明星阵营，他们在节目中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大众的讨论。因此，明星类真人秀节目对我们的社会风气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明星作为社会文化导向的载体，应扛起肩上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言行向大众传播正能量，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经营良好的社会氛围。
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物，承载着我国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以新颖的形式给人们带来多样的娱乐方式的同时，也传播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让人们在感受娱乐之余，能够更深刻地体会我国文化的别样魅力。电视真人秀节目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一种态度、一种文化，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大众的生活以及社会文化风气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真人秀节目是一把文化的双刃剑，我们应该更加合理充分地利用好其积极的一面，立足于我国本土文化，实行“拿来主义”。只有科学地运用先进的传媒理念，辩证地看待引进的外来节目形式，才能使我国真人秀节目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避免混沌和迷失，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1]禹权恒.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变异及其影响[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4）.
[2]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6]塔尔德.模仿律[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潘陆琴，毛娴静.电视真人秀的“模仿”之痛[J].东南传播，2007（12）.
[8]克里斯·罗杰克.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M].李立伟，闵楠，张信然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9]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yjs201650）
作者：张幸，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孙思雨，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李世尧，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辑：赵斌E-mail：9487465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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