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其发展趋势

论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其发展趋势

1、 引言

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A.Scohumpeter）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基本概念和思想以来，世界各国的一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证分析，对传统经济理论中忽视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研究思路与观念进行了批评，创立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创新经济学（Innovation Economic）理论体系，使技术进步和创新因素开始从外生变量过渡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和知识创新在人类经济生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也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根据中、加合作开展的“中外技术创新理论发展与应用比较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的成果，回顾了国内外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走过的历程，对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取得的进展和若干重要领域的发展动向进行了述评，并就未来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趋势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对促进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及其应用的深入发展有所帮助。

2、 国外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进展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许多学者沿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完善，并逐步形成了以技术变革与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以制度变革与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两大分支。

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与发展，是从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无视技术创新与变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熊彼特的学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创新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冷遇，未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微电

子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简单地加以解释。由此，西方经济学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进行认识，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以发展。 目前，国外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大理论流派。其中，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S.C.Solow）等人为代表，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存在公共商品、创新收益和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败，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建立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函数》一文中，对美国1909～1949年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技术进步。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带动作用。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以曼斯非尔德、卡曼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侧重研究企业的组织行为、市场结构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企业家创新和创新周期等模型。通过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和深入研究，新熊彼特学派认为当市场结构处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即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状态时，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又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该市场结构最有可能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可能出现重大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分析，认为：“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

巨大差距，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以提高个人收益才会出现。”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设计将扼制技术创新或阻碍创新效率的提高。同时，制度创新学派在充分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也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普遍影响，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并且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而使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和股份公司变得有利可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 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由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特征突出，各有侧重，均对世界各国的技术创新实践和管理政策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各学派的理论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前提基础上，使其仅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即技术创新的研究存在理论的局限性。

3、 我国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开始的，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快由单纯评介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转向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上来。，在借鉴英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企业技术创新调查的做法及其经验的基础

上，从1990年开始，分别由清华大学、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单位，对全国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广东、福建和甘肃等地区的部分企业以及船舶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及后续的研究成果对促进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下，我国理论界陆续就技术创新的层次、机制与模式、扩散与转移、创新与企业家行为、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组织创新等主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体系。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史清琪等人运用索洛技术进步测度模型，首次对我国1964年～1982年期间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进行定量测算，总结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实际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度理论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技术创新理论及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河北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对技术创新的扩散问题进行数理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建立了技术创新扩散的宏观分析模型和方法，从微观层次上分析了企业最优化决策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先后出版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分析》、《技术创新学》和《技术创新扩散理论与方法》等一批理论研究专著；浙江大学通过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进行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建立在及时性和合意性系数基础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模型，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最大和最小的条件；西安交通大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不同类型决策特征条件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分析模型，深化了技术创新决策机制的理论研究；国家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在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与演化过程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测度创新综合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测算和判断，较好地拓展了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领域。

从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涉及的范围来看，我国技术创新研究基本上有三个角度，即经济学的、管理学的和技术哲学或者技术社会学的研究，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和管理学研究构成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主流。尽管近年来国内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国外相比除技术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扩散等少数领域外，无论在理论研究的水平，还是在研究的领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使与一些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巴西、新加坡等）

相比，也有明显的差距。我国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还不是很成熟，尚处于一种边缘理论的地位。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技术创新研究缺乏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学科的理论支撑，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未形成一套严谨的学术规范，在理论界中面临着学术认同的危机；(2)理论研究缺乏原始创新，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对国外学者提出的技术创新理论的阐述或验证的阶段，对经济转型期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型技术创新的机理，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3)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缺乏实用化和指导性，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缺乏充分的交流和合作，研究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

4、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同，传统技术创新理论中以纯功利眼光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忽视技术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自然生态价值的局限性逐渐呈现出来。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的缺失及其在实践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界的质疑和反思，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技术创新发展观和理论，如技术创新生态化理论、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理论和技术创新博弈理论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和理论的出现，为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使未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呈现出以下的新趋势：

1、技术创新生态化发展趋势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视角也开始关注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并逐步形成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在技术创新生态化理论中，针对传统技术创新理论单一的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技术创新价值追求的片面性与社会发展多维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主体与创新的对象和环境应当是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发展的统一体的思想。认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除了经济效益外，还必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人的发展同时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用生态化的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并实现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该理论通过对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系统效应研究，建立起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分析模型，重新审视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将技术创新视为不仅是单纯对一个国家／地区GDP增长的促进手段和力量，而且必须遵循“共生性”和“协调性的

原则”。由于技术创新生态化发展趋势顺应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与传统技术创新理论形成显著的区别，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提出和实践也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证据。

2、技术创新社会资本化发展趋势。伴随知识全球化的发展，单一企业、组织和国家拥有的有限科技资源已不能满足技术创新更高的要求，创新的跨领域特征，如技术合作、技术联盟、网络组织和虚拟组织等合作创新方式不断出现，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焦点也由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向资源的合作和优势互补，技术创新与社会资本的联系正逐步成为创新理论研究的新热点，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

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理论是应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原理来解释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和路径的，它认为企业运用长期积累形成的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资源共享的社会资本，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与外部行为主体的广泛合作，不仅可以获得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人才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新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造和获取以及内、外资源的整合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早在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弗泰恩和阿特金森教授等学者，通过对意大利、巴西等国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长期研究，得出了技术创新更多地是靠动态的生产关系或合作创造价值的社会网络来实现的结论。认为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沟通速度得以大大提高，企业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如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提高了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将成为技术合作和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技术创新社会资本化趋势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对社会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忽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技术创新的路径以及成功的社会条件环境，认为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物估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趋势将技术创新理论体系与社会学、经济学进行有机的整合，为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与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3、技术创新博弈化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正成为市场竞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和效率。近年来，专利许可、技术标

准、植物新品种保护等“技术壁垒”，使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从而对由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等人创立的技术创新新熊彼特学派中传统的“新技术推广模式”理论提出了挑战，技术转移过程实际上已成为了自主创新与模仿学习企业之间利益的博弈和技术创新收益再分配的过程，因而产生了技术创新博弈理论，从竞争的视角来对技术创新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创新的路径和市场结构等进行研究。

技术创新博弈理论认为企业创新应当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为导向，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学习（包括模仿、创新以及组织和制度变革）的结果，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组织、地区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和持久的竞争力。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物化在设备上的技术可以买到，但决定竞争命运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是不可能买到的。因此，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引进模仿的相互关系，不断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在广泛高强度吸收消化全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以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技术创新博弈趋势将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博弈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理论中技术弱势企业或国家只能通过模仿强势企业或国家“依附跟进”来提高技术进步水平的观念，强调学习和自主创新在技术创新跨越式发展的作用，对于发展中的国家的技术创新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历程：从熊彼特到互联网时代的创新 一、熊彼特时代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与机制，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动，预测了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了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创新的概念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创新的五种情况：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后来人们将他这一段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而这里的“组织创新”也可以看成是部分的制度创新，当然仅仅是初期的狭义的制度创新。 基本观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那么多的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另一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 ‘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充分强调创新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经济发展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

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说来，“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尽管消灭的方式不同。如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创新和毁灭往往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实体的扩大，创新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

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新工具或新方法的使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把发明与创新割裂开来，有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但强调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必须产生出新的经济价值，这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思想为此后诸多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所继承。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熊彼特力图引入创新概念以便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

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之为“企业”，那么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这个核心职能又把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每个企业家只有当其实际上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这就使得“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这种独特的界定，其目的在于突出创新的特殊性，说明创新活动的特殊价值。但是，以能否实际实现某种“新组合”作为企业家的内在规定性，这就过于强调企业家的动态性，这不仅给研究创新主体问题带来困难，而且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也很难把握。

学术界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使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日益精致和专门化，仅创新模型就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技术推动模型、需求拉动模型、相互作用模型、整合模型、系统整合网络模型等，构建起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创新双螺旋等理论体系，形成关于创新理论的经济

学理解。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在熊彼特假定存在的一种所谓循环运行的均衡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和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只有在他所说的实现了创新的发展的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才产生利润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在这个创新理论中，人们只能看到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关系则完全看不见了。

二、后熊彼特时代创新理论的发展

由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熊彼特的学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创新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冷遇，未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简单地加以解释。由此，西方经济学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进行认识，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以发展。 目前，国外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大理论流派。其中，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S.C.Solow）等人为代表，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存在公共商品、创新收益和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败，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建立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

函数》一文中，对美国1909～1949年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技术进步。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带动作用。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以曼斯非尔德、卡曼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侧重研究企业的组织行为、市场结构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企业家创新和创新周期等模型。通过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和深入研究，新熊彼特学派认为当市场结构处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即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状态时，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又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该市场结构最有可能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可能出现重大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等人为代表，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行制度分析，认为：“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以提高个人收益才会出现。”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设计将扼制技术创新或阻碍创新效率的提高。同时，制度创新学派在充分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也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普遍影响，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并且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而使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和股份公司变得有利可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

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由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 三、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创新理论

网络经济是指互联网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其主流模式是传统产业的信息网络化。作为 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产业组织特征与工业经济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网络经济下技术创新的新特征

（1）多元化。由于环境的变化是多元的，多元化思想和不断变化的新成员带来的新思想，增强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技术中介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 （2）周期短。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优势不再主要依靠规模和资金实力，二更看重技术创新效率和快速成长效应，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产品创新的速度加快。如何在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内，把技术创新所投入的成本收回，就成为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这对技术创新施加了更加严格的时间限制，使得时间上落后的技术创新不仅没有利润空间，甚至没有生存的空间。 （3）整合力强。网络经济将有助于将企业内外部科技知识整合转化为产品或者服务，快速进行技术创新。而网络经济的今天，唯有较强的科技知识整合能力才能在时间上占优势。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工具的运用，更重要的是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这些人员之间所具有的共享知识，并将科技知识转化为可沟通的信息，扩散到组织成员。

（4）全球性。网络经济打破了企业的空间制约因素，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连接各国的网络使全球形成统一的市场，尤其是网络电子商务的出现，大大减少了时间、地域、国别等消费的限制，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信息网络直接接触，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费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 （二）网络经济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

（1）虚拟技术创新。这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计算机图形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机械设计与制造等技术综合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