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出版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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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出版参考》2012年第20期
中国学术出版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手册》
《光明日报》报道:在美国,从事学术著作写作的学者对《芝加哥手册》了如指掌。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手册,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各个细节。自1906年诞生以来,它已经成为美国出版界对学术来稿要求最常用的标准。 目前就全国学术专著出版情况而言,作者因为没有硬性的规范作为指导,其书稿随意性强。于是,各地出版的学术书体例、格式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书情况也大相径庭,所以,国产《芝加哥手册》非出台不可。
制定中国版本的《芝加哥手册》,并非仅仅用于打击学术抄袭,其真正并更深层意义还在于繁荣中国学术出版,提高中国学术出版水平。使国内的学术著作与国际高水平学术出版体系接轨,让中国原创学术成果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内容。
据悉,在持续关注并长时间调研基础上,新闻出版总署已着手制定全国统一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我们相信,当中国有了自己的《芝加哥手册》,学术著作的格式、体例就有了规范。在此基础上,中国学术更严谨,具有更高水准,将指日可待。 两种类型外校的利与弊
《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根据调查,目前出版社普遍使用的社外校对力量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体校对,一种是校对公司。
个体社外校对的身份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大学生专业知识比较新,专业分类也比较细,在一些专业图书校对上有一定优势。但其最大的特点也是难点之一就是流动性太大,人才队伍不够稳定。此外,也有很多出版社聘用退休的有经验的编校人员担任外校。个体外校在管理上因为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以在校大学生为来源的外校人才,如果没有从业经验,必须从头开始培养,因为受就业、升学等因素影响,需要源源不断地对一批又一批新的校对人员进行重新培训,培训时间成本及人力资源成本较大。
相对个体外校而言,校对公司具有人员稳定性较强、工作时间固定、相对比较熟悉编校业务的特点。目前社会上的校对公司数量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在出版社数量比较多的城市,校对公司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并具有一定规模,出版社也比较愿意使用有经验的校对公司。而在出版单位不多的城市因为业务量难以支撑公司运营,校对公司也比较少,出版社更愿意自己培养外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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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人的“被阅读” 作家该如何可持续发展
新华网报道:阿根廷独立出版人埃特纳日前发明了一种“不等人的书”,用某种新型墨水印制而成,一旦接触到空气和阳光,字迹就开始变淡直到消失成为白纸。“不等人”的书用心良苦,暗含的是“被阅读”与作家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靠逐渐消失来“要挟”别人读,更多的像是行为艺术或者促销噱头,并不足取。作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一个良好的接受环境,需要有更多的阅读回应,有效性的阅读甚至可以反作用于创作的再生产,但归根结底,“可持续”的动力还是来自内心,来自作家自身对于文学的坚持甚至信仰。这是自己内心竖起的标杆,并不必须仰赖外部世界的耐心。
第一本书传播的重要性如果直接移植到中国,也许会遭受异议:中国有数目惊人的文学期刊,只要写得足够好,总有地方发表,大可不必在“第一本书”的树上吊死。但现在,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传统的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格局业已解体,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它对作家的培养功能和选拔功能都在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新媒体的介入,市场运作的成熟,使得不管是文学大家还是文学新人,都不能无视更广阔更有生机的出版市场的存在了。写作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进入市场,而不再必然需要文学期刊这一传统媒介。
出版商:纸质书迎来\"面子\"时代
《环球时报》报道:当越来越多的读者愈发青睐便利的电子书时,出版商们正筹划给日益过时的纸质书来一次美容大改造。许多新近出版的书都有着特定的装帧设计,毛糙纸边、彩色环衬、高档纸张、考究封套一应俱全。这些创意元素打破了传统书业的围墙。出版商们推断,如果电子书是在便利性上取胜,那么纸质书则不能只注重阅读体验,应该在外观和收藏价值上下工夫。“读精美纸质书的人更出众”,西雅图一家出版社的发行人罗伯特·米勒说,“这跟在电子邮件时代寄出一封真挚的书信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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