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纲生平：。字号：世缵（字）六通（小字）。所处时代：南北朝。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丹阳郡建康县（今江苏南京）。出生时间：503年。去世时间：551年。别称：梁简文帝、萧世缵。主要作品：《蜀道难·其一》《蜀道难·其二》《采莲曲》《采桑·春色映空来》《妾薄命篇十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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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纲的诗词 点此查看萧纲的详细内容
《采莲曲》、《蜀道难·其二》、《蜀道难·其一》、《春江曲·客行只念路》、《咏芙蓉诗·圆花一蒂卷》、《娈童诗·娈童娇丽质》、《饯临海太守刘孝仪蜀郡太守刘孝胜诗》、《蜀道难·建平督邮道》、《雁门太守行·陇暮风恒急》、《陇西行·悠悠悬旆旌》、《赋咏枣诗·浮华齐水丽》、《同庾肩吾四咏诗》、《如影·朝光照皎皎》、《登城北望诗》、《送别诗·行行异沂海》、《雪朝诗·同云凝暮序》、《开霁诗·景落商飙靖》、《金闺思·自君之别矣》、《升仙篇·少室堪求道》、《和武帝宴诗》。
二、介绍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赞，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初封晋安王，昭明太子卒，立为皇太子，后嗣位。谥曰简文帝，庙号太宗。萧纲在政治上的成就远没有在文学上的成就大。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萧纲于中大通三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宣布并倡导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 萧纲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此时是萧纲“有诗癖”之始。 （1）而其“诗癖”的养成及其后来“宫体”诗的形成，又与此时如幕的徐擒和张率有直接关系。 （2）徐擒为萧纲侍读，而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新变之体，其实就是宫体诗。 （3）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与陆、任昉等友善，曾得沈约赞赏。天监初，他曾经被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馀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可见，他早就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而且其今存诗中不乏艳情的内容。他“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对于萧纲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4）萧纲11岁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时，有庾肩吾等人入幕；18岁为南徐刺史时，又有王规等人入幕，从而使萧纲文学集团初具规模。 （5）从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间其幕府中又有： 刘孝仪、刘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学集团已自然形成，并且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 （6）至萧纲入主东宫后，文学才士更是济济一堂。（徐擒、张率、庾肩吾、王规、刘孝仪、刘孝威……） 萧纲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他既反对质直懦钝，又反对浮疏阐缓(《与湘东王书》)，正面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和萧绎主张的“情灵摇荡”互为呼应。《南史·梁简文帝纪》记其有文集100卷，其他著作600余卷。存世的作品，经明代张溥辑为《梁简文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文学、玄学外，还精医道，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还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
三、文学意识
生平事迹萧纲七岁出宫，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先后担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个儿童少年，若说他已经具备系统的文学理想，不免夸大其词，最多只能说具有一定的趣味倾向。经排比萧纲生平事迹，笔者认为，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间，萧纲返回京城的这段时间，对于萧纲文学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十五至十八岁，通常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内扬州文坛的风气以及一系列事件，对萧纲的影响值得仔细分析。众所周知，萧梁政权是自萧齐政权禅让而来的，梁初的文学也与齐代文学一脉相承。对齐梁时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诗人谢灵运名气极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近代文学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谢灵运诗歌的缺点明显，亦人人看在眼里。已故齐代诗人谢朓的成就，当时已得到普遍认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诗人当中，江淹（444—505）于天监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尽”，江淹的文学成就在他生前已经是昨日黄花，影响力有限。沈约（441—513）稳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齐永明年间，沈约已经在所撰《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将发明诗歌声律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名下，沈约的诗风属于永明体。若就在梁初文坛的影响力而言，任昉或许比沈约还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于齐梁间，与沈约齐名，当时号“任笔沈诗”。但是，当时文、笔有所区分，诗赋是文学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对自己没有诗名引以为恨，晚年倾力作诗。昉因博学，诗歌用事成癖，后进受此影响，文章殆同书抄，竟成一时风气。天监年间刘孝标编《类苑》、梁武帝敕编《华林遍略》，编撰类事之书的竞争，虽然未必是任昉诗风的直接影响使然，但是，属文煊博的需要，一时风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梁初十来年间的文坛风气，任昉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沈约次之。当时京城士子写作诗歌，用典的风气、讲究声律的风气，都比较盛。 三体任昉于天监七年、沈约于天监十二年相继去世之后，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岁的萧纲返回并留在京城任职，正赶上文坛对天监初年诗风进行总结与回顾的时期。真正是个历史的巧合。天监十一年表上的萧子显所著《南齐书》的《文学传论》，可以想见萧纲必然是看到的。该论综述“今之文章”分为三体，一则出于谢灵运；二则出于傅咸、应璩；三则出于鲍照。这三派文风，在梁初诗坛均有相应者，一则谢灵运体，二则受任昉影响者，三则受沈约影响者。子显对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评，并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学。从时隔十年之后萧纲对萧子显的激赏，以及《与湘东王书》与《南齐书·文学传论》类似的立论倾向来看，萧子显对梁初诗坛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经打动青年萧纲的心。并且萧纲后来明目张胆倡导宫体诗，与《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揭发的“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文学史逻辑的启示可能也有关系。 诗品成书在天监十三至十六年前后的论诗名著锺嵘《诗品》对诗歌用事及声律说的猛烈抨击，也是众所周知。天监十七年萧纲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锺嵘曾经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是萧纲的幕僚。这时，新撰成的《诗品》以及锺嵘对齐梁文学的分析、品评，萧纲更加不可能不了解。这里录《诗品》中品任昉、沈约二则评语：“彦升（按：任昉字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观休文（按：沈约字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王融）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云），意浅于江（淹）也。”这里，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评说的对象，任昉博学用典，文体渊雅，但是，动辄用事，诗不得奇，末流则文章殆同书抄了。沈约的成就虽为一代之选，但是，效法鲍照，长于清怨，虽为闾里少年所重，然于雅丽有所不足。萧纲在《南齐书·文学传论》、《诗品》之类对近代文学分析与批判的风气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趋向与观念。 藩府文风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时间内，萧纲先后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扬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为时最久，对于萧纲及其文学集团的活动来说，也最重要。虽然萧纲自幼即是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核心和领袖人物，大概是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再度自京城扬州出为外藩时期开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内，萧纲与陶弘景、何胤这样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与幕僚之间则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游览唱和的诗歌活动可考。萧纲《往虎窟山寺诗》，治中王冏、记室参军陆罩、前臣刑狱参军孔焘、州民前吏刑狱参军王台卿、西曹书佐鲍至有应和之作。据鲍至和诗“年还节已仲，野绿气方韶”句，可知时令在仲春。则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约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对于萧纲的政治军事文学生涯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历练。《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叙述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大约即就雍府至东宫时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按：《梁书》此节所述诸人名，“陆杲”应为陆罩。陆罩在雍藩，颇得晋安王器重。足与徐、庾、三刘并驾齐驱。《南史》卷四八《陆杲传》附子罩传：“罩字洞元，少笃学，多所该览，善属文。简文居藩，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稍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礼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庾肩吾传》：“（肩吾）在雍州，被（晋安王）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萧纲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赋诗的记载可考。《三日赋诗教》：“二府州纲纪：今气序韶明，风云调谧，岂直洛格嘉宴，金谷可游，景落兴遒，舞雩斯在，咸可赋诗。”教称“二府州纲纪”云云，“二府”指将军府、宁蛮府，自是在雍州时的称呼。因此可知该命令作于雍州。 萧纲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陆杲传》所述，由陆罩编撰。该文集八十五卷，编成于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陆罩撰，并录。”文集编成之际，萧纲将文集示张缵，张缵有书谢示集，萧纲遂又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之作。这篇文章的写作原由与行文方式，都有点依仿历史上曹植将所作文章示杨修并作《与杨德祖书》故事。二书分别都是作于曹植、萧纲二十五岁之年。所以，如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一样，萧纲的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其实是对生平创作的一篇总结性论述。书曰：“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着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旦睛，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认为文章的地位天经地义，批评扬雄、曹植鄙薄文学的观点。“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节，自述自己的写作，春风秋雨、浮云明月，是自然季节与物色的感激；宾驾宴集、边塞征戍，则因事抒情。如果要将这段论述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作一立场的定位，从积极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视文学的价值；从消极的方面看，萧纲的写作与风景、游宴、心情直接相关，所谓“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显然反对为文造情，与文学的“古典主义”最不相干。雍府时期，徐陵、庾信先后加入晋安王幕，对于萧纲文学集团来说，堪称一项重大事件。徐陵入晋安王幕，时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岁。时陵父摛为晋安王咨议参军。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随父肩吾入晋安王幕府，释褐为国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晋安王萧纲。作为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进，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学成就，将宫体文学的理想发扬光大，后来成为彪炳文学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宝十二载（753），论者举文词华丽，仍以“徐庾”为首。《通鉴》记载，唐前进士刘乃上书中书舍人，批评当时以文词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贞元）、大历以前，皆尚其文。”得其实也。
四、成就
文学处于梁代后期的萧纲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深远。开创了划时代的宫体文学，为宫体诗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于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征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为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萧纲文学集团的成就，以及萧纲的文学论述所反映的文学理想，总地说属于广义的宫体。并不限于狭义的“《玉台新咏》体”的范围。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为梁朝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为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为太子之后，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于“简文、湘东”。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为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子显已于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13]，《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为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萧纲为太子之后。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于《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于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为“异人间出”。《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为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于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于中大通六年（534）编撰成功。 玄学文、义之学并称南朝的显学，义学即玄学。与对待诗歌类似，萧纲在玄学上投注的热情也非常大。历史上的梁大同年间，宫体诗风与玄谈讲学之风之盛，大致并驾齐驱。萧纲、萧绎兄弟与其父梁武帝萧衍一起，充当了大同玄风的重大推手。《梁书·武帝纪》曰：“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颜氏家训·勉学篇》回忆说：“洎于梁世，兹风（引按：玄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金楼子·杂记上》记载大同五年萧绎自荆州还京师，“其日赋诗”,“其晚道义”。正是一时风气的写照。京师、郡国其它讲学玄辩的事迹，可以参看本谱的相关内容。这种风气，至太清、承圣国难之中仍在延续，萧纲的太子萧大器临刑之前仍在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危卵之际，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真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或许如前揭《颜氏家训》所说，“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玄谈也有消除紧张恐惧的功能。梁武帝崇佛闻名于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学，佛学的理论，而非实践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荣的佛学，梁武帝一再开讲所推动的佛教讲经的风气，某种意义上，亦可以与玄学的发展联结起来。以本谱所述天监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以及萧纲等人的谘问为例，其实就是一场玄学辩论。 历史上西晋亡国，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玄学清谈导致的结果。清谈废事，对于梁朝的灭亡，也有史籍记载直接与玄谈的风气联系起来。《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载，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又有托名陶弘景的诗歌预言玄风再盛终将导致侯景之乱、断送梁朝：“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与文学藉文字以传不同，玄学重在谈论，多是口头之学，保存不多。萧氏兄弟的玄学著述与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录，书名、卷数稍异。 学术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前述文学、玄学的成就之外，体现出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杂艺有《马槊谱》、《投壶经》、《棋品》、《弹棋谱》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经》、《灶经》、《新增白泽图》之作。两部大书《长春义记》、《法宝联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编著。顾野王《玉篇》系受萧纲之命而作。萧纲的阴阳五行著作，大多今属道教领域。反映了一时风气。唐初贞观年间，鉴于阴阳五行杂书太多，唐太宗就曾经下令太常集合诸术士一起进行大肆刊定。精通医术，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