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纲别称：梁简文帝、萧世缵。字号：世缵（字）六通（小字）。所处时代：南北朝。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丹阳郡建康县（今江苏南京）。出生时间：503年。去世时间：551年。主要作品：《蜀道难·其一》《蜀道难·其二》《采莲曲》《采桑·春色映空来》《妾薄命篇十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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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莲曲》、《蜀道难·其二》、《蜀道难·其一》、《春江曲·客行只念路》、《咏芙蓉诗·圆花一蒂卷》、《娈童诗·娈童娇丽质》、《饯临海太守刘孝仪蜀郡太守刘孝胜诗》、《蜀道难·建平督邮道》、《雁门太守行·陇暮风恒急》、《陇西行·悠悠悬旆旌》、《赋咏枣诗·浮华齐水丽》、《同庾肩吾四咏诗》、《如影·朝光照皎皎》、《登城北望诗》、《送别诗·行行异沂海》、《雪朝诗·同云凝暮序》、《开霁诗·景落商飙靖》、《金闺思·自君之别矣》、《升仙篇·少室堪求道》、《和武帝宴诗》。
二、为官经历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三、文化背景
自东晋南迁以来，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历代虽间或有奋发有为的君主，但大多数帝王贵族都安于逸乐，纵情声色。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往往以浮艳的辞句来表现空虚放荡的内容。萧纲在蕃及做太子时期，写作了大量这类题材的诗。当时的属官徐□、庾肩吾等又推波助澜，文学侍从之臣竞相仿作，形成“宫体诗”的流派。今存萧纲作品中，象描写女性声容情态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美人晨妆》等，都属于这一类。当时文人创作，已有不少以边塞为主题的乐府诗，萧纲也有一些这类作品，如《从军行》、《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度关山》等，在某些写作技巧上，开了唐人边塞诗的先河。他的咏物诗，写得也还轻巧，虽然轻细不足道，但这样的题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齐梁时代，虽然整个社会更替迭代、动荡不宁，但是南朝偏安江左，有比北朝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稠密的商业都市，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基础上，南朝君臣日益荒淫腐朽，耽于酒色。帝王荒淫放荡的生活为宫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生活基础。同时，文笔说和声律论的产生，使文学和诗歌形式趋于独立，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觉更为解放的时期。诗人和诗歌作品大量产生。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重。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代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显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史诗背景作为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萧纲的文学观念，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逐步建构完成的。 熏陶下成长萧纲六岁能属文，七岁有“诗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学少年。但是，萧纲不同于普通的贵族少年，因为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学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样，从年幼出阁时期开始，就与众多的幕僚联系在一起。七岁的这一年，晋安王萧纲正式出宫，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开王府，选幕僚。晋安王侍读徐摛堪称萧纲诗歌与文学的启蒙老师。《梁书》卷三○《徐摛传》曰：“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徐摛与宫体文学的关系，亦见于本传：“（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段故事发生在萧纲初入东宫时。萧纲从七岁开始，文学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养；到萧纲二十九岁宫体诗出名时，徐摛仍被认为是宫体诗的老师。由此可见徐摛对萧纲及萧纲文学集团的影响。 大徐庾与徐摛齐名被后代论者称为“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书》的观点，是萧纲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梁书》对萧纲文学集团文学成就与地位的论述，集中论述于《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梁书·文学传》本传记载庾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晋安王萧纲初为宣惠将军在天监十二年（513），庾肩吾于这年迁宣惠府行参军，可知他入萧纲幕府还在天监十二年之前。按照笔者对萧纲、萧绎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现象特别多。庾肩吾兄庾于陵于天监九年出任晋安王长史，疑肩吾随兄同入王府，“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亦在天监九年，萧纲时年八岁。从此，庾肩吾亦跟随萧纲几十年。对萧纲文学趣味的影响可想而知。 萧纲早年的文学侍从之臣当中，张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据《梁书》卷三三本传记载，张率天监八年初入幕府，此后随府迁转，“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张率在府实际上是九年，天监八年至十六年，从萧纲七岁至十五岁，对于一个文学少年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张率工于诗赋创作，有名于史，天监初年，颇受梁武帝赏识。曾经受敕撰集妇人事百余卷，令人缮写，以供给后宫阅读。张率的这一经验，究竟是否对萧纲后来倡导写作宫体诗的行为有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论题。按照萧纲后来在《与湘东王书》中的评价，他认为张率（按：张率字士简）的赋是第一流的。彭城安上里刘氏是当时一个显赫的文学家族，刘孺、刘遵兄弟，刘孝仪、刘孝威兄弟都曾入萧纲晋安王幕府。《梁书》卷四一本传曰：“（刘）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刘遵至晚在天监十三年（514）即萧纲十二岁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为止，在府二十多年。无疑也是见证过宫体文学理想孕育成长过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陆罩的事迹别详本文下文。其它出入晋安王幕府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总而言之，七岁至十四岁期间，围绕在文学少年萧纲周围的是他的晋安王府的众府僚，萧纲在他们的熏陶与培育下成长；文学史上的一代领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他们塑造出来的。晋安王府的文学侍从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
四、评价
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517—520），年轻的萧纲（十五至十八岁）正处于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为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为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出为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萧纲入主东宫，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为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为副领袖，又得著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虽然徐摛、庾肩吾这两位早期健将在东宫初期曾先后离开过东宫，但是，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 写作宫体诗的主张除了与“新变”的文学观念有关之外，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氛围、与永明体以来文学史发展的趋势也并不矛盾。宫体诗的倡导、宫体新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学史实际是可以衔接得上的。宫体诗的基本观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张“新变”，所以反对复古；主张修辞，所以反对“阐缓”冗长；主张文娱审美的倾向，所以主张“放荡”，主张美文学。 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对于律体的建设及唐诗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雍府时期成长起来的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为梁朝之后二百多年间文学的偶像。直至九世纪初叶，唐元和年间“元和诗变”的推动者们树立杜甫的典范地位时，才逐步被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