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怎么样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3 21:54
共2个回答
好二三四
时间：2022-05-28 10:05
傅斯年傅斯年年轻时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参加了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学生运动。那句名言“坐汽车的就该 毙”被许多人所熟知。其实，他是一直都不赞成行为，后来的他也对群众运动进行了许多反思，认识到了群众运动容易产生的一些弊端。这些反思，对于今天 的反日示威也不无启发。
他曾经警戒青年人不要过于依赖和迷恋运动，说：
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
一时未尝不可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
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
群众运动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占太多数——安于“滥竽”之列。
傅斯年的反思是基于当年的群众运动来说，没成想这许多年过去了，国人在运动时的毛病依然存 在。来看看今天的反日示威，出现一些打砸抢烧的暴行，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挂“爱国”之名，行流氓之实。而中偶尔有一二青年举出要文明反对 暴力的标语，很快就被人所毁掉。某地警方发布声明说有流氓混入示威队伍之中，可是我看不仅仅是流氓混入，有一些本不是流氓的人也变成了流氓。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28 07:13
张耐冬/文 随着“*热”在*日盛，有一批曾被历史书写隐去的人物日渐成为话题的中心。当然，“*热”只是一种折射现实的思潮，本身不具有深入研究时代与人物的目的，此风浸染之下，被热议的人物为人所知往往是通过掌故或轶事之类的片断记载。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领域对某一话题的持续关注，可以引起对这一话题从趣味性欣赏发展为对真实性与意义的探寻。傅斯年就是一个例子。这位曾经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术界与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的近代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从上世纪最后十年才开始浮出水面，在公共史学领域，从一开始作为其他文化名人的陪衬，逐渐到近 些年恢复舞台中心人物的身份，其地位日渐凸显。几部颇具影响力的读物，如《陈寅恪与傅斯年》和《南渡北归》等，都浓墨重彩地对其进行讲述。 如此的地位演变历程，与大众文化自身走向求真不无关系，更离不开学界相关研究的推动。2010年，葛小佳先生的遗作《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 程》在《书城》发表，将王汎森研究傅斯年的英文著作介绍给国人；2012年，此书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将各类论著中很少专门讨论的关于傅斯年的学术心 路、思想历程以及他何以成为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个“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做了全盘的分析，展现给我们一个处在历史三重交界处的傅斯年。 此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因而与公共史学领域讲述轶事的作品不同，作者有意将其定义为“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对王汎森而言，傅斯年是 他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他要为之立传的传主，他试图将傅斯年置于其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与思想的网络中寻找傅斯年所在的那个节点。这是一项“为傅斯年定位” 的工作，其任务在于描绘出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脉络、学术源流与社会脉动，并揭示这些背景性因素对傅的学术取向、*旨趣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讨这 些因素的彼此匹配与冲突，以及这些匹配与冲突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应。 在王汎森看来，傅斯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知的傅斯年，一个青年领袖、学术领袖、政坛清流，并不在于他个人如何传奇，而是他处于“后传统”、 “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时代背景是理解傅斯年的第一重关键因素。在此书的逻辑中，传统观念与行为秩序的崩坏，使得傅斯年接受了新思想与新文化， 并在文化启蒙运动中成为朋辈领袖；科举制废止后，原有的“学而优则仕”的精英产生模式遭受挑战，给傅斯年在内的一批学者成为新型社会精英的机会；而发轫于 晚清、成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将经学体系下的古史体系彻底摧毁，让傅斯年能够乘此便利，从实证角度出发，利用各种史料对上古史进行重新解释。因此， 如果没有传统秩序崩溃后思想与行为方式的重新选择空间，没有科举制终结后社会精英的定位趋向多元化，没有“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古史的彻底性*，傅斯年的 人生与学术都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的管理者与*要员、重建古史体系的领军人物。因此，造就傅斯年的并非其他，正是历史造成的三“后”时代的交叠，亦即前文所说的“历史的三重交界处”。 在理解傅斯年的历史形象时，作者使用了一个聚合了文化与*的概念：五四青年。全书的最后两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 年”为题，将傅斯年在*与学术之间的矛盾状态解释为其早年形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作者认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形成了自己关于学术、文 化与*的基本看法，在学术上，提倡建立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进而向往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让学术与*绝缘；在文化观念上，激 烈地反传统，尤其是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社会状态，要求建立真正的社会组织，而非人群的聚合体，在社会层面真正实现国家的强大。这种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与学术理 想主义，正符合张灏对“五四”的定位，故而作者称傅为“五四青年”。 在本书的叙述逻辑中，时代的转型成就了傅斯年，也撕扯着傅斯年。在时代变迁的三重门前，作为个体的傅斯年面对悠悠天地，在个人意志与时代潮流面前，只能怆然涕下。在现实的形势面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己的立场：参与*活动，参加令他反感的国家主义与“复兴国学”的文化活动，写下为现实 *服务的学术急就章《东北史纲》等等。这些属于由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尚可称为无奈之举；而内心所产生的对理想的怀疑，比如对客观主义 史学立场的动摇，对儒家道德哲学的重新认同，对学术与*的关系进行重估等，则是对“五四青年”这一本质的自我否定，也让他备受煎熬。这种由内外两方面被 “撕裂”的状态，使得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处于“一团矛盾”状态，故而作者将其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与其说是个体现象，不如说是群体命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港台地区，秉持“五四”文化理念与学 术精神的一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曾作为“五四”象征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也偃旗息鼓。从大环境言之，是*左右一切的现实与社会重建工作相对无力的作用的结 果；从具体的环境看，是日本入侵带来的时代主题变化，令“五四”一代向国家主义低头；从个人原因来看，“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理念与中 国现实的脱节，是其理想难以伸张的重要原因。从事实层面而言，五四一代在现实中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从价值层面观之，这种失败究竟是喜是忧，则可见仁见 智。若我们聚焦于傅斯年个人而非对一个时代作出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学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鲜明的反传统立场与社会上以标榜 传统为策略高扬国族主义的矛盾、对学术理念与文化理念自省时产生的自我矛盾，使其最后十几年的生活无时不在被撕扯的状态。而傅氏恰有执着而天真——有时天 真到甚至鲁莽的性格，其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也许这种将问题归因于时代，个人只能保留悲喜之情的说法显得过于沉重，此书也并非只在如此宏观的时代角度对傅斯年的人生进行解析，书中还为我们 勾勒了确定傅斯年人生轨迹的若干“小环境”。仅就学术方面而言，其幼年与少年时代在祖父督导下研习儒家经典，为他日后对古史与古代学术进行研究时得心应手 地运用各类材料打下了基础；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为各种学术、思潮提供发言与辩论空间，使传统学问与新学术并存，令他既有较精深的旧学根底，又有较敏感的 近代学术观念，为其日后旅欧留学时有意识地选择课业标明了方向；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主义的盛行，让他对客观性、确定性的研究取向有一种亲近感，这一观念与 其早年所接受的清*据学训练也有内在契合之处，在学理上与他日后接受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能够相通；归国后大内档案的流出与殷墟发掘活动，使其能够将其 留学时所接触的实证方法与这些最接近历史发生现场的材料相结合，自觉地进行史料搜集与“史料学”的学术实践；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学术研究取 向，使其在对中国上古史进行讨论时从民族的角度入手提出己见。这些彼此关联的具体因素，构成了傅斯年的学术历程。 作者以时代大背景为经，具体小环境为纬，编织出了傅斯年的世界。如果说传记作品以神化传主为乐，此书强调时代背景下个人生命张力的取向，无疑是对日渐离奇的传说进行祛魅。 能够用以重构傅斯年个人世界的主要材料，并非趣闻轶事，而是傅本人的书信、笔记、批注、论著及关于傅的各类档案与其他可以采信的文献。这种对材 料的有意取舍，也使作者的论述能够保持相对客观，而这种研究立场，正源自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学”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傅斯年推崇的治学方法，使得 对他的研究成为可能。通过探寻历史背景来对人物的思想、学术或*选择进行解释，正是作者所擅长的治学方式；作为作者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在解释明 清之际学术的转型时便特别强调学术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所起的作用，也可能对作者产生一定影响。 无论从学术立场还是一般的读者立场，强调可证明的、切实的背景性因素，重视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对个人的作用，都比从人物个人经历出发，进 行生命感悟或猜谜式的“解密”更令人易于接受。但这种严谨的学术写作不免也会有遗憾。所谓“可信者多不可爱”，作者强调材料的可信性，便不得不将能体现傅斯年“可爱”一面的若干素材舍弃。 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解释傅斯年从旧学阵营转向新文化阵营时，他一方面谨慎地指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尚难解释他的转变”，一方面用脚注的 形式引用一段轶事对傅的转变进行推测，猜测可能是某次为黄侃清理痰盂不够细致而遭掌掴，导致了他与守旧派的分道扬镳。作者显然对掌掴事件起到的作用持不确 定态度，不过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傅斯年思想转变的关键。尽管一个耳光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在新旧思想激辩的北大，傅斯年很可能早已在新旧文化之间摇摆， 黄侃的一个耳光，成为他倒向新文化的最后推力。从性格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颇为情绪化的人，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多承认此点，各类掌故中对其孩子气的性格也多有 反映。 “无情未必真豪杰”，傅斯年的真性情使他成为他本人，而不止是一个时代坐标下的学术或文化符号。当然，“中国近代历史与*中的个体生命”这一主题让作者不得不舍弃这些表现傅斯年个性的材料，不过它们已经随着公众史学作品广为传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