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恨”你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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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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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6 20:15
恨在古代文言文中的 大部分的时候解释为“ 遗憾，惋惜” 我个人觉得也还应该是“遗憾。惋惜”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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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6 20:15
“恨”意思为惋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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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6 20:16
遗憾...惋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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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6 20:17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久为传诵的名作。据记载，这篇诗写出不久，就给诗人带来很高的荣誉，被称为“《长恨歌》主”，后世评论家亦誉之为“自是千古绝作”。《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对这样一篇为大家所喜读的作品，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从研究者的评论来看，不外乎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这篇持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的。二是认为这篇诗的主题是“爱情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首诗里对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的歌颂和同情，“不过述明皇追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三是双重主题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诗的前一部分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后一部分是对李隆基、杨贵妃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到今天，对这个问题，仍是大家所讨论的问题，始终还没有达到比较统一的认识。
在我看来，白居易《长恨歌》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正是诗人为这篇长歌所取的诗题，即“长恨”二字，恨，就是遗憾、遗恨。作者描写李、杨爱情，竟在讽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唐玄宗为戒，不要因“垂色”而荒淫误国，给自己造成“长恨”。白居易的朋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谈了白居易的创作缘由和创作情况后说：“竟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古人所说的“竟”，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感其事”的“感”不是“感动”，而是“感伤”、“感叹”。为什么这样说呢？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杂绊四类，而把《长恨歌》这首诗放在“感伤”类里，这就是明证。“感其事”，就是白居易、陈鸿他们谈起此事时而感叹、感伤。“尤物”，特出的人物，多指美女；“惩尤物”，即以贪美色为戒。阶、因、由之意；“乱阶”，即祸乱的根由。垂、传之意。那么，这几句话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当陈鸿、王质夫、白居易等几个朋友在一起谈及李隆基、杨玉环之事时，白居易为此事而感叹、感伤，想把它写出来流传于后世，目的是让统治者以贪色为戒，从而堵塞祸乱的根源。由此可见，这首诗就是通过唐玄宗因贪色而宠幸杨贵妃，从而使国家招致祸乱，也使自己陷于凄凉境地的故事叙写，说明贪色误国误身，要统治者引为鉴戒。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为政者要戒“三贪”，因为“三贪”危害国家，会引发出国家的祸乱。一是戒贪功，因为贪功就会不实事求是，就会弄虚作假，就要独断专行，就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从而引发祸乱；二是戒贪财，因为贪财就要不择手段地搜刮聚敛，引起民怨，招致祸乱，三是戒贪色，因为贪色极容易荒败、乱政，最后导致失政。而在这三者中，贪色并未引起那时为政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视为理所当然。因此，白居易从维护唐王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写了这首诗，要后代皇帝以他们的祖先唐明皇贪色误国误身为戒，现实针对性强，主题意义重大。全诗围绕这一主题，分为两大部分来叙写。
第一部分：从开头起至“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一部分写由于唐玄宗贪色，宠幸杨贵妃，荒政、乱政，从而导致安禄山、史思明以诛杨国忠为名的叛乱，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但失去了皇位，而且饱尝了颠沛流离的痛苦和相思之苦。这一部分又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开头起至“尽日君王看不足”。这一段写由于唐玄宗贪色，宠幸杨贵妃，从而荒政、乱政的经过情况。这一段由于是揭示原因，因此采用了铺陈、衬托等手段来重点加以叙写，以突出主题思想。
第二段：从“渔阳鞭鼓动地来”起至“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一段写唐玄宗由于贪色而荒政、乱政、引发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失政悲剧和爱情悲剧的经过情况。这一段的思维和结构顺序是：念色——安史之乱——六军*迫唐玄宗同意缢死杨贵妃——唐玄宗内心极度痛苦。这一段侧重通过叙述、描写，渲染凄凉的气氛，以抒写出唐玄宗内心极度痛苦的思想感情，并用以和前段的欢愉华贵气氛作鲜明的对比，从而发人深省，使人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突出了主题思想，使人警醒。
第二部分：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起至末尾。这一部分写唐玄宗晚年的凄凉生活和对杨贵妃的刻骨思念情况，从而进一步说明唐玄宗酿造的这一杯苦酒是要不断由他自己喝下去的，进一步深化主题，并以此警醒为政者不要贪色，否则就会自食其果。这一部分也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这一段写唐玄宗晚年的凄凉生活和对杨贵妃的刻骨思念情况。其写法主要是通过对西宫、南内中人物、景物的描写，来突出唐玄宗凄凉孤寂的心境。就连他日夜思念的杨贵妃也不托给他一个梦，这就更显出其凄凉了。
第二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起至末尾。这一段写临邛道士替唐玄宗寻觅杨贵妃魂魄的经过情况，来反衬唐玄宗晚景的凄凉。这一段说明杨贵妃早已过上了自由自在的仙家生活，已把唐玄宗忘记得差不多了。如当道士找上门来时，她才悚散地出来，虽然流了点泪，但说她和唐玄宗已“一别音容两缈茫”和“恩爱绝”了，只有“蓬莱宫中日月长”。最后为了有个交待，才开了一张“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不着边际的空头支票。这一段主要是通过想象、虚构、描写出杨贵妃的仙家生活，并用以和唐明皇晚年的凄凉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说明苦果只能由唐玄宗一人吃，从而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主题思想。诗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煞尾。“恨”，古意里惋惜、遗憾之意，因此这两句和《史说》的写法一样，应当是作者所作的感情评价，意思是：天地算是长久的了，但也有完结的时候；用贪色误国误身所带来的惋惜、遗憾，看来就没有个断绝的时候啊。这样的结尾既点了题，所以题目就叫《长恨歌》；同时又含蓄蕴藉，能留给读者无限的深思遐想。
不承认《长恨歌》有讽谕意义和力主它是歌颂李、杨坚贞爱情的专家们提出的理由是：一、作者把它编入“感伤诗”，而没有编入“讽谕诗”；二、作者在《与元水书》中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绊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垂，仆之所轻。”这其实算不得什么理由。第一，作者明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按照这个定义，“感伤诗”为什么就不能有讽谕性内容呢？有感于唐明皇因“垂色”而荒淫误国，给他自己也造成“长恨”，从而“形于叹咏”，不是合情合理吗？作者编入“感伤类”的不少诗，如《过昭君村》、《笑王质夫》等等，就都有讽谕意义，《蚊蟆》甚至以“么虫何足道，潜喻儆人情”结尾，更与“讽谕诗”没有多少区别。第二，“时之所垂，仆之所轻”的话，是激于他的“意激而言质”的“讽谕诗”被“号为诋评，号为仙谤”而发的，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真的轻视《长恨歌》。事实上，他倒是颇以《长恨歌》自豪的。就在跟《与元九书》同时写作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里，他一上来便夸《长恨歌》，并把它与《秦中吟》提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大书而特书：“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爱情”，那不合原意。而且，这样的理解，对“白居易《长恨歌》写爱情而自己轻视它”的论点也很不利，因为在这里，诗人分明十分重视它。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八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风情”所本。《毛诗序》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李白《古风》亦云：“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这就是“正声”所本。总之，白居易声明他的“《长恨》有风情”、“《秦吟》近正声”，是和他在《与元九书》里反复强调的“风雅比兴”之说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认为《长恨歌》前半批判“垂色”。后半歌颂爱情。这也值得怀疑。像白居易这样的诗人，一篇诗的主题竟然前后矛盾，这是很难想象的。细读作品就可以看出前半是写致“恨”之因，后半是写“长恨”本身，而在诗人心目中，那“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恨”，其“讽谕”不仅是作者的创作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艺术体现。当然，这只能说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因为诗人对“长恨”本身的描写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以致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不完全一致。
有人指责《长恨歌》在很多地方“背离历史事实”，从而贬低它的地位。不错，《长恨歌》背离历史事实处的确不少。但问题在于：它并非历史著作，而是文学作品。如果不是把它看作历史著作，而是把它看作文学作品，那就不应该简单地指责它背离历史事实，应该考虑它为什么要背离历史事实以完成其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举例说，根据历史记载：唐玄宗每年十月至华清宫避寒，第二年正月返回长安。但白居易却把他和杨玉环的活动不分四季，全安排在骊山，如“春寒赐浴华清池”、“七月七日长生殿”等等；而“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则直接引得“渔阳鞭鼓动地来”。这里为什么？有人说：这里为了集中文学描写，是需要集中的嘛。不错，文学作品需要集中，但为什么不集中于长安，却要集中于骊山呢？这显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请看他的《骊宫高》：
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宫从兮百司备。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不足充君一日费。……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
这是讽谕诗《新乐府》中的诗一首，赞美勤于政事、不到骊山游幸的天子“垂惜人之财力。”既然如此，他把李、杨活动集中于骊山，其讽谕、批判之意，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