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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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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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4 16:54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深入探微，探究先圣贤之未发。其学问又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音乐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涉及并有著述，著作收集在《朱子语录》，康熙皇帝亲自为《朱子全书》作序。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若不如此，便不*。”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由此，中国道学至朱子而彰明。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朱熹主张“理生万物”，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多读圣贤书，多观察事物。陆氏兄弟则认为“心生万物”，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心明则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价“鹅湖之会”说：“(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宋朝至今的教科书，使得中国形成风气：文人佩剑习武，武人读春秋而明大义。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上曰：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仅仅九年。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欲奖用以励风俗。）
朱熹一生因为多次辞官，故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解决国家人民矛盾，竭力务实照理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朱熹的一生志在彰显道统，敬学孔子那样扶持天下：若天不生仲尼（孔子），万古如长夜。
西元1188年，孝宗召朱熹入对，进书（《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
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
1辅翼太子，
2选任大臣，
3振纲纪，
4变化风俗，
5爱养民力，
6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然在朝仅仅一个多月，由于韩侂胄军政擅权，禁绝理学，朱熹以朝廷议论而自*，未得准许，再乞休息，而复旧职秘阁修撰。后遭到监察御史污，而落职。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送道州编管。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而朱熹每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有人劝其谢遣散学生徒弟，朱熹笑而不答。朱熹年近七十申乞致士，被上面批准，明年卒，寿七十一岁。
谥号文，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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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4 16:54
二程、朱熹提出“有理而后有气”、“理是本”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情况。中医认为气是影响人体健康的核心，气顺则身畅，气积则产生病。而有悖事实的程朱理学能在南宋发展，与当时国土沦陷二圣被俘，宋高宗赵构消极怯战的实情分不开，名将岳飞认为血气男儿当尽忠报国，曾悲切地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怒发冲冠》）。数年后，有弟子问朱熹：若岳飞不死可否直捣黄龙收复河山？朱子答：“将骄兵惰，未可知也”，可见朱熹并不看好岳飞能一雪靖康耻，收拾旧山河。朱熹认为养军队消耗财力，会减少其他方面投入，他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朱子语类》卷一百十《论兵》）。他还批评法家革新派是功利邪说，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的口号让主和派君臣找到安慰，却让多少立志恢复河山的血气男儿寒心。国将不存，留下是非道理等后人评说……这有何意义？因此程朱理学能在南宋兴起，是迎合了主和派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
理学思想能在南宋兴起，与当时满朝消极怯战的心态分不开。“国虽亡，道理在”的理论是聊以*罢了。
若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也这消极抵抗思想，就没当今之中国了。
理学、心学都是当下时代不可取的唯心思想。区别在于唯心的程度，理学属于消极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心学属于自负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理学能在南宋兴盛，离不开连年战火的外部形势，消极怯战的主和派又占据了主力，因此宋代理学的唯心思想受国情影响，是消极的客观唯心思想。
心学能在明代兴盛，得益于汉人成功驱除蒙元的实情，打得曾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无招架之力，自大自负的心态在明朝蔓延，因此明代心学的唯心思想也受国情影响，却是自大自负的主观唯心思想
一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所处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尤其是哲学。迎合社会主流心态才能发展好一个思想，比如心学也是迎合了明朝君臣自我自大的心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是迎合了特定时代的需要！
